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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文化是一种传统民间信仰。
关公文化是一种传统民间信仰。在中国，供奉文圣孔子的文宣王庙有很多，过去在各个城邑都有这类建筑。而武圣关公庙在海内外数量及规模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文庙。有人说，关公是一种文化，关公是一种精神。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出生于公元160年，卒于公元219年。关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
关公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综合。
关公文化即是指关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精神气质及其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影响。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意义是在精神方面，主要是在伦理道德方面。关公文化精神价值的核心在于道德价值。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关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是其核心内容。关公的忠、义、仁、勇，渗透着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千百年来，人们崇拜关公，本质上是崇拜关公高尚的道德人格。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关公文化的文化内涵
关羽是蜀汉名将，一生忠义仁勇，诚信名冠天下。其由将而侯而王而帝而圣的1800多年，就是关公故事精神流传-信仰风俗出现-关公文化形成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官方和民间共同缔造了庙宇文化——建筑、雕刻、楹联、雕塑、绘画等等内涵丰富；缔造了祭祀文化，程式规整而严密的祭祀仪式、全球信徒的朝拜现象；缔造了庙会文化和戏曲文化——物质和文化的交流，戏曲与杂剧的展演；缔造了商神文化，关公因他的忠义而被社会方面面的人群当作求平安、求财、求学、求进的神祇。
关公文化中最根本的理念文化——关公的忠义仁勇和诚信精神。待事以忠，待人以仁，以义取利，以勇精进，这种精神如今已然成为民族精神和大义，成为社会发展与和谐的根本；衍生了关公产业文化，各地官方民间举办的的关公文化旅游节，相关的文化产业链的形成。
关公文化的发祥地
关公（公元160-219年）名羽，字云长，河东郡解（今山西运城市解州）人。运城是关公故里，也是关公文化发源地与关公文化发展的直根。
故里圣迹
山西解州关帝庙名誉“天下武庙之祖”。敕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前朝后寝，在国内外数以万计的关帝庙中规格最高，其建筑价值和独特的人为价值是全球任何一座关帝庙所无法替代的。还有与解州关帝庙关称“三关”的常平关公家庙、关帝祖茔，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史迹组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圣迹文化风景线。
故里习俗
六月二十四关帝生辰、四月初八与九月初九的关公古庙会等，每年的这些节日关公故里都会举行盛大的活动，相沿成习。自1989年以来，已连续举办20多届“国际关公文化旅游节”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树立了新品牌，在海内外华人 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旅游文化
当地政府为了充分开发关公故里的旅游资源，先后投资近亿元，对解州关帝庙、常平家庙、祖茔等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和完善，新建了关帝文化广场、常平关帝影视城等，形成了自成体系、颇具规模的旅游景区。
文艺盛典
为弘扬关公文化，当地政府和民间组织出版了关公文化书籍20多部（册），拍摄了《关公出世》、《武圣关公》等多部电视连续剧，恢复并上演了《千里走单骑》、《古城会》等传统戏剧目，新编了《关公与貂蝉》、《关公斩子》等数出现代剧目，推出了关公锣鼓、关公歌曲等文艺节目。
文化产业
关公文化的推广，关公故里旅游的红火，人们敬拜关公，信仰关公精神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关公故里形成了一条关公文化产业链: 丰富多彩的关公艺术品、工艺品市场及相关的周边产业。使关公文化产业成为山西一张最有价值的文化名片。其中最有影响力和特色的产品是”解州关公”铜像，是关公文化的直接载体。“解州关公”是山西著名文化品牌，已在国家工商总局成功注册，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美誉度。2010年精心设计制作的解州关公《夜读春秋》铜像代表山西省参展上海世博会，向全球参观者展示关公信俗文化和博大精深的青铜文化。
关公文化和信俗几乎渗透于人们思想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宗教、祭祀、民俗、文艺等，形成了广泛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
细说关羽
简介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关羽传》在正史《三国志》中不过九百多字，得到的评价也并不算高，陈寿曾批评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但千载以后关羽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祇，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在清初《三国志演义》的评语中，关公已被崇誉为集「儒雅」、「英灵」、「神威」、「义重」于一身，「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了。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以上这幅清代关庙中的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巨大影响。
至今海内外华人，仍然有关老爷、关帝君、武圣人、关帝公、关圣、恩主公、帝祖公等敬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很有意义。这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伦理、哲学、民俗一起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关公崇拜实际上隐藏着的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关羽成神究竟是受到《三国演义》传播的影响，还是相反？从现今发现的历史资料看来，从唐宋到元明清，都是关公成神的传说早于三国故事的流传。正因如此，历代三国小说、戏曲中才会出现很多围绕关公的虚构故事和人物。一般认为，小说《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戏剧的流行，是形成后世关公崇拜的主要原因。但如仔细排比史实，会发现因果恰恰相反：每次社会上的关公崇拜升温，都会带来小说和戏剧的新一轮流行和演变。《三国志演义》一向有「七实三虚」之说，在《三国演义》中虚构增益最多其中一个人物，也许便是关羽的事迹吧。
关羽后来获追谥为壮缪侯，由关羽之子关兴继承他的爵位。关兴字安国，年纪轻轻就有美名，丞相诸葛亮非常器重关兴的才干，年仅弱冠便当上侍中、中监军的官，但可惜的是过没几年就死掉，由关兴的儿子关统继承爵位，关统尚公主（也是就做了刘禅的驸马），官做到虎贲中郎将。关统死了之后没有儿子继承，遂找了关兴的庶子关彝继承。
《三国志．关羽张飞传》评言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的确这些说法在《三国志》里屡见不鲜，在《魏书》、《吴书》的传记里，一再出现关羽是「万人敌」、 「熊虎将」，或者「勇冠三军」、 「勇而有义」等等赞词。很多人会认为这已经是史家定论，但是对于关羽、张飞的负面评价，后人并不认同。清代即有人为关帝庙题对联说：
「史官拟议曰『矜』，误矣！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
后世尊崇为帝，敢乎？论《春秋》大义，还是汉臣。──王午山题山东临淄孙家店关王庙」
又有人题联说
「平生为昭烈帝誓殄国仇，虽傲矜亦义勇所在；今日与文宣王抗衡庙食，是豪杰可圣贤之徵。──梁卓涛题长沙广福庵关帝神座」
明确提出对于陈寿定评的驳难。到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 乾隆皇帝特谕更改刘禅封赠关羽的「壮缪侯」谥号为「忠义侯」，严厉指责陈寿修史「不公」，并把自己的理解加于《三国志》，宣谕「传信万世」：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忠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为公？从前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独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该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虑难以更易。着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本，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着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可见后世对于关羽的评价，有过一段「正反合」的曲折过程。实际上在《三国志》记叙本身，关羽形象就具有非常崇高的人格特质，这是一种内塑的天性，而非因外在风气所导致。
关公崇拜
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宋元两代是关公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开端，明清两代是将关公圣化、神化到极致的时代。
荆州民间崇信
楚地自古崇尚巫风，王逸《九歌序》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汉书．地理志》亦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祠」的说法。《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谓「俗好巫鬼禁忌」。直至隋代，其习犹故。《隋书．地理志》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荆州是关羽一生事业的顶点，也是他功败垂成之地。总的说来，整个三国时期，江陵城并没有经历多少战争的摧残。但是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荆州由于控制长江下游的战略地位，自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所以战事频繁。南方想占领江陵，像关羽一样作为北伐基地；北方占领江陵，则想仿照西晋平吴，钳制长江中游，然后顺江而下，「王浚楼台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按：唐人刘禹锡诗句）正在这个时期，江陵城内出现了一位十分灵验的「城隍神」。「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北齐书．慕容俨传》）「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神皆从行故也。」（《北齐书．陆法和传》）有理由认为，这位城隍神便是曾经修筑坚固江陵城的关羽。现存最早的唐代关羽祠碑文就说：「昔陆法和假神以虞任约，梁宣帝资神以拒王琳，聆其故实，安可诬也。」（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而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2005年在荆州城隍庙遗址出土的陶制关羽神像，这也是现今发现最早的一尊关羽神像。因此关公有可能就是那一时代荆州的城隍神。
唐代诗人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公》言：「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由于荆州扼守长江中游要道，既可北上襄樊，直达中原；又能东去江汉，顺流江淮，在荆州成神的关公神迹及形象，也会顺着这条东西南北的通途大道，传播到四方的。
大体而言，关公信仰的中心地区经过了四次大范围的转移：第一次是隋唐时以玉泉寺为中心的荆楚地区；第二次是北宋以解州为中心的山陕河洛地区；第三次是元明清以京师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第四次是明代中叶以「抗倭」为标志的江浙闽广地区。这几次转移几乎覆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地带，并以此为起点走向全国，又随华人迁徙面向世界。
佛教与关公崇拜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一位高僧出现在湖北玉泉山中的小石窟中，他是因为佛教势力还没有在荆、湖一带发生应有影响，特地到这里来捐募建庙的。这位高僧就是被称为「天台大师」的智顗。这一年他56岁。一年以后，即在此地开讲说法，信众如云，俨然伽蓝精舍，并且与润州栖霞寺、台州国清寺和灵岩千佛殿并称「天下四绝」了。
智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奇僧。他俗姓陈，华容人，先世为梁朝显宦。自幼习儒习道，后转入佛门，陈宣帝及隋晋王杨广（后为隋炀帝）都礼之为国师。他创立的「天台宗」被陈寅恪认为是「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的一方碑刻认定就是他做了个梦，才使关公父子识得前衍，皈依佛门，并为创建玉泉寺出力的。后来还有禅宗北派六祖神秀（公元606─706年）来到玉泉山创建道场，欲毁一祠，又梦见关公「提刀跃马，于云雾之中往来驰骤」，具言前事。神秀遂欣然以关公作为护法伽蓝。至今玉泉山犹立有明万历年间碑刻「关云长显圣处」，和清代嘉庆年间的「最先显圣之处」证实着这段佛门因果。而且至迟从唐代开始，玉泉寺就有关羽祠。这可视作关公信仰的发端。
天台宗和禅宗的相继出现，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佛教最初记述中的「关公信仰」，也是其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弘治本《三国志演义》卷之六中曾出现过一位在汜水镇国寺和关羽叙过乡情，声言「贫僧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后又在玉泉山结茅， 因应关羽「还我头来」的痛苦呼喊，而以一句「颜良安在」喝破前孽的「普净」，其实就是这个佛教故事的演义版。
道教与关公崇拜
中国早有「黄帝战蚩尤」的传说，这是关乎远古时期中原两大部族战争，决定中华民族最初走向的一项历史大事件。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述，所以长期以口传形式存在于神话之中。先秦载入各种典籍，已出现多重歧义，以致历代分证，代有异说。
「关羽斩蚩尤」就是依附「黄帝战蚩尤」传说而来的。实际上与道教派别惯于「托祖」以自高门楣，自我作古的习俗有关，其间还涉及到北宋政治财政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最早记述这个故事的，是被视为《水浒传》祖本，成书于宋元年间的《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大略为北宋崇宁五年夏天，山西解州盐池有蛟作祟，「布气十余里，人畜在气中者，辄皆嚼啮，伤人甚众。」皇帝请第三十二代天师张继先平息，很快成功。宋徽宗抚劳其功，张天师说是蚩尤作乱，是请来两位神将出力的。「一神绛衣金甲，青刀美须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继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将关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鸣山神石氏也。』言迄不见。帝遂褒加封赠，仍赐张继先为视秩大夫，虚靖真人。」这部分解释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宣和五年正月乙卯，礼部奏请侯封。敕封义勇武安王，令从祀武成王庙。」元明清历代续有记述，但年代、人物显有不同。
金人侵宋，强索解州池盐。南宋只有靠海盐继续维持财政。但是解盐「不劳人力，自然生成」的神奇，以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其灵异毕竟是南渡将吏不能忘怀的，因此「关公斩蚩尤」神话应该是南宋失去了这块聚宝盆以后，道教对于解州池盐支撑国家财政的宗教想象。而正一派张天师所以推出并且不断扩展这个神话，一来是正一派宋代以来地位不断提升，二来是张天师一系素来与盐利有关，三来是张天师已然托祖黄帝，所以乐于承袭黄帝神话的余绪。
金元以后，全真道和其他道教派系也陆续接受了关公神话及其灵迹，如全真道曾以关羽为四元帅（或四天将）之一，至今武当山道观犹与马、赵、温同塑一堂。元代蒙古大汗封敕关公的徽号也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如至顺二年（1331年）封为「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招讨使，兼提调诸宫神刹、无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佞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并且开始出现托名关公的道经，如《道藏》收辑的《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关王妙经》中，则称关公为：
「大圣馘魔纠察三界鬼神刑宪都提辖使，三界采探捕鬼使者，元始一气七阶降龙伏虎大将军，崇宁真君雷霆行符伐恶招讨大使、三十六雷总管酆都行台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刑狱公事大典者，提督刑案神霄大力天丁、三界都总兵马招兵大使、统天御地诛神杀鬼大元帅。」
显然大大提高了关公的神权，道教亦借此增加其影响力。也为日后关公被明代封敕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关圣帝君」，以至近世台湾传出关公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的说法奠定了基础。
忠义神勇之传播
在《三国志》中，关羽、张飞曾被魏、吴双方称为「万人之敌」、「熊虎之将」，已经是一流美誉。「白马」之战中，关羽「望见（颜）良麾盖，即策马刺良于万人之中，斩其首还，（袁）绍将莫能当者。」尤其是都督荆州，相机北伐，杀庞德、擒于禁、「梁、陕、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锋。」离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恢复中原」战略总目标只有咫尺之遥。尤其是「威震华夏」一语，为中国历代著史者仅有之颂词，尤其使后人心仪。故魏晋南北朝之武将，莫不以关、张自励。关羽既能够冲锋陷阵摧敌，又能够「守经从权」，委曲求全，随即千里投刘；既能节制一方，忠心卫疆，执行「北伐中原」的战略意图，又能够舍生取义，从容就死。所以被后人奉为「忠义仁勇」的典范。
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奏请武成王配祀增加关羽等，共64人。这时关羽已正式列入儒家祀典。宋代开宝、庆历年间，两次将关羽等人列入武成王配祀中。
随着佛道两教争相神话关羽，儒家尤其是理学出于「神道设教」的政治设计，也开创出一整套国家体制下的儒家祠庙祭祀制度，并且开始用儒学系统阐释关羽精神，他们以关羽「兴复汉室」作为「《春秋》大一统」理念的标志，以「尊刘贬曹」为「正统史观」的泾渭，以「宁死不屈」作为「忠节相尚」的象征。随着理学在元明清时代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关羽形象也愈加完美了。
通俗文艺的传播
苏轼《东坡志林．怀古》说：「王彭尝曰：……『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这是苏东坡青年时任凤翔签判时，听长期在西夏前线担任军职的北宋勋旧王彭介绍的情况，这个现象应当出现在已经奉关公为「军神」的宋军驻西夏前线地带。首都汴梁，亦有「说话」，其中有「说三分」一科，且有专擅之艺人。据南渡之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时，曾说其中有一个艺人霍四究就是以「说三分」见长的。
从南宋开始，「说话」伎艺有了新的发展，原因一方面是宋高宗退位以后喜欢听书，「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平话」亦同「评话」，也就是在讲述故事人物时，不时插进点评，或属插科打诨的调笑，或属因果报应的勾连，或属道德是非的评判，其事倒不必符合史实。从北宋例以节庆赛会，里巷小儿，临时聚听的短篇说话为主，到南宋临安已经出现了数天、十数天到数十天的连续长篇讲史，逐渐发展成为「平话」。今存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福建建安虞氏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一个例证。全书基本故事不完全符合史书记载，但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大致相同，如张飞见黄巾，史书不载，而与杂剧《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情节相同。其中对于关公文字描绘较少，但若细看，会发现关公故事的许多关键所以简略，主要是留待说书人现场发挥。可以说，《三国志平话》的长篇结构和人物形象，已经为后来的《三国志演义》奠定了基础。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序成于嘉靖壬午（1522年）。该书特色是依照理学的「尊刘贬曹」的历史价值观，尽量汰除于史无据之说，而于符合理学观念的虚构情节则不但予以保留，而且大加增益。比如关云长的「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护送二嫂，过五关斩六将」，甚至大义归天后受神僧点化成神的情节，都作了充分发挥，关公形象也因之大大丰满起来。鲁迅评价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及其续后版本，包括明清许多种文人名士评点本的出现和流行，才使三国故事得以大流传，而其中着力歌颂的关公形象，也因之泛化为受到不同地域、民族，各种社会阶层普遍崇信的「忠义」之神。
三国故事改编成戏曲在舞台上演出最早可追溯到隋代。唐玄宗李隆基始创梨园，三国故事的剧码更加增多。金元是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高峰期，现存剧码中三国戏占据显著地位，其中关公戏目非常突出，最著名的有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郑光祖《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等。
明、清时代对关羽不断地加官晋爵，关羽戏愈编愈多，称谓也随之而改称关圣、关帝了。乾隆时期特命庄亲王、张照等人系统地辑录和整理了供内廷演出的三国联合大戏《鼎峙春秋》共239出，其中关羽戏占了很大的比重，情节大部分来自《三国演义》。清代京剧起初剧码中就有155出三国戏，而以关羽为主角的则占到五分之一，并逐步形成了以饰演关羽为主的「红生」行当。清末，四大徽班之一的三庆班班主程长庚与卢胜奎等人，参考《鼎峙春秋》等剧码，编演了从《马跳檀溪》至《取南郡》的36出联台本三国戏。可以说，戏曲亦推动了关羽的忠义及神勇形象，是关羽崇拜更趋普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帝王尊崇备至
关羽何时进入后世官方视野，并且累代崇封，逐渐攀升至护国佑民神祇的？其实经历过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最早敕封关羽，不过是武成王配祀之一。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姜尚（姜子牙）为武成王。安史之乱以后，为了激励武将士气，唐德宗接受颜真卿的建议，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武成王庙增祀64员名将，其中刘蜀关羽、张飞都被列入其中。但不久以后（公元786年）就有丞相建议，姜尚祠庙只留张良陪祀，撤出其他将领。
宋朝开国时重订祀典，赵匡胤提出「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的完美标准，将关羽、张飞等22将黜出庙堂。但在范仲淹庆历新政（1043年）为了振奋军心士气，就恢复了原来的配祀。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进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敕封「义勇武安王，从祀武王庙」，已较其他诸将侯伯之爵优渥。随着金兵南下，关羽作为鼓励将士英勇奋战的榜样力量受到重视，南宋朝廷一再为关羽加封徽号，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当阳特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此为宋代对于历代功臣烈士之最高封爵，亦为现存以关羽为祈雨神祇的最初记载。
金、元承袭了义勇武安王的封号，迳直称为「关大王」。天历元年（1329年）「加封汉关羽为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祀其庙。」
明初朱元璋命关羽祠庙重新恢复「寿亭侯祠」。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庙于南京鸡鸣山，列入祀典。嘉靖年间恢复「义勇武安王」爵号。
万历十八年（1590年）潘季驯治漕河，封高家堰关庙主神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此为封关羽帝号之始。从此大运河沿途竞相建立关庙，以祈保人流物转之平安。此为后世关羽司职财神重要缘由之一。二十二年（1595年）敕解州关庙神主称帝，四十二年（1614年）敕封天下关庙之神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此为天下关庙俱可称帝之始。自此关羽成为无上尊神。
清兵入关以前，满洲朝廷已经开始崇敬关公。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1615年），即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内城南门修建关帝庙，是后金国初七大庙之一。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年）以沈阳为京城，即敕建关庙，赐额「义高千古」。
雍正三年（1725年）颁诏比隆孔子仪典，「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牌位止书追封爵号，不著名氏。于京师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阳县冢庙，并各省府州县择庙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此为关羽列入符合儒家规范之国家祭祀主神，护国佑民的开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诏「所有《（三国）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咸丰四年（1854年）颁诏更定关庙祭礼，与祭孔规格全然相同。
又清代自顺治开始，历代皇帝对于关公屡有崇封，光绪时达到22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佑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为历朝人臣之最。
此外，清廷坤宁宫还特别保留有满洲原始信仰「堂子祭」，朝祀释伽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每年正月初二回神，每月初一，四月初八佛诞日，三、九月马祭、四季献神及萨满特有的杀猪供祭卜吉，求佛柳祭等场合，均有对「三军之帅关圣帝君」的祷告奉献，非常虔敬。这个风习在有清一代宫廷里贯穿始终。满人民间家祭所供三神位，亦有关公，可知崇祀之深。
神话传说的增多
关羽传说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源于佛教中国化，公元六世纪（陈、隋之际）天台宗为在荆楚地区传播佛教，借用关羽显灵，帮助修建玉泉寺，并且愿为佛教护法，成为「伽蓝神」。第二阶段是公元11世纪北宋关羽成为军队护佑之神，传说能够率领阴兵为宋军助阵，帮助他们获得胜利，这也是依托佛教战神毗沙门天王的神话传说转化而成的。第三阶段是公元13世纪宋元道教「关公战蚩尤」的神话，使他成为道教尊神。第四个阶段则是明清以后各地民间不断涌现「关公显灵」传说，扶危济困，惩恶扬善，无所不能，以至康熙朝已编辑《关帝圣迹图志》，广泛宣扬关公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护佑传说。从中可反映了关羽崇拜之形成与神话传说增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三国志》本传中关羽死后说道：「……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但裴松之注引《蜀记》言：「庞德子会，随钟（会）、邓（艾）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也就是说他家曾被灭族，不可能有后人。
但是至迟在盛唐以前，即有自称关羽后裔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洛阳出土的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关楚征墓志》，开首即言：「昔三国时蜀有名将曰羽，即公之族系。曾祖元敏，祖玄信，父思浑，并代推雄望，蔚为领袖。」洛阳《千唐志斋》收藏有五代李克用亲家关夫人碑志中，也言「其先春秋时未详所出，蜀将镇国大将军、荆州都督羽之后也。因徙陇西，乃郡焉。远则龙逢（按：原文本有误，「逄」才是正字）逆鳞，次则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世不乏贤。」可知确有一支自认关公后裔之族存在，并把关公远祖推衍到夏桀时代的忠臣关龙逄。明清全国敬祀关公以后，万历、雍正陆续命解州、许昌、荆州、当阳、洛阳等地官员就地寻访关氏后裔，仿照曲阜孔子后人袭封之例，世袭五经博士，奉祀当地关帝庙香火。关氏后裔开始随迁徙扩散至全国、海外。至于关公后裔的传说并非较晚期，而是盛唐期间出现的。《三国志·关羽传》已述明关羽是与其长子关平同时遇难的，但后世传说中，却为他增添了不同的儿子。
关索
宋代出现了关索。有武将、盗寇和江湖艺人纷纷以「关索」为绰号，如「病关索」杨雄之类。但是没有材料证明这个关索与三国关羽有关。元明以后开始融入关羽故事，最重要的证据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一座明代墓葬里出土了一批成化年间北京刊刻的词话，其中有《花关索出身传》、《花关索认父传》、《花关索下西川传》、《花关索贬云南传》完整描述刘关张桃园结义时曾约定关、张互杀家小以绝后患。张飞出于同情放走关家妇孺。长子关平随军征战，怀孕的关夫人回娘家产下一子，后以其师、父及收养老人之姓各取一字，名曰「花关索」。长大后万里寻亲认父，并亲为关公报仇。所述不但于史无据，且与三国小说无关。至今云南、贵州仍有以关索命名的地名，而云贵及安徽、江西等地还有花关索傩戏演出，可见它的影响深远。
关岳转世
明代万历年间关公尊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以后，道教将其原来职司的「三界馘魔元帅」改由岳飞担当，佛教则以尉迟恭代他为护法伽蓝。同时也就出现了「关岳转世」一类传说。凌星卿著有杂剧《关岳交代》南北四折，并言：「关壮缪、岳武穆生平大略相类；但谓其一为天尊，一为天将，交代如人间常仪，则见属俚鄙。惟勘（秦）桧、（万俟）禼一案，或可步《昙花》后尘。」《古今小说》之《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以关羽为项羽托生，「只改姓不改名」，与樊哙托生之张飞「二人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与刘备桃园结义，共立基业。」转而民间传说又有张飞第一次转姓为唐代张巡，力拒安禄山不屈而死；第二次转名为宋代岳飞，英勇抗金被陷而死。
拜关公为何事
陈寿所著《三国志·关羽传》不过900多字，即使加上裴松之注也才2000多字，但却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从「亡命走涿郡」开始的人生丰富多彩，主要是与刘备、张飞从青年贫贱之交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关、张）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到长期转战流离，奔波分合，再到三分天下时的「有福共用」，再到后来战败后同心合志、托孤寄命、临难尽节的情谊。何况其「义」主旨并非一己之富贵荣华，而是正大光明的「兴复汉室」呢？
中国社会向为多元神祇，无论佛、道两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间地域、行业信仰，都颇庞杂。惟有关公能够跨越三教，覆盖全社会，普及城乡，渐至四裔海外。千余年来，关公信仰渐次成为深宫秘祀，文士趋奉；将士诚祷，农家祈求；商界虔敬，行业崇拜；警方护佑，江湖尊神。这与天后崇拜具有明显的地域与行业性质颇有不同。而门神护家，财神佑宝，都体现着关公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的特殊性质。以下逐一分说有关内容。
关公文化的崇拜习俗
随着多年「移风易俗」，关公信仰的深刻涵义也逐渐远离。尤其是在国内，商家和民间供奉，多取其「保佑发财」，故其造像也变成一手持刀，一手捧着金元宝了。
《西游记》说，唐太宗时代开始以秦琼和尉迟恭护卫门庭，遂图像以做门神，避邪驱凶，家宅平安。实际上以关公作为门神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后世关公地位已很崇高了。
将天地神灵祖宗供奉一堂，这是中国传统民间比较普遍的习俗。如将「关圣帝君」、文武财神、观音大士与神农、灶王、十二时辰、孔子以及自家王氏先祖杂祀一堂的景象。
善信奉祀关公，除焚香礼拜，致敬输诚之外，抽签问卜亦是重要途径。世传「关帝灵签」即为通神之主要媒体。此风习其实源出北京，由来已久。清代号为「通儒」的纪昀说：
「神祠率有签，而莫灵于关帝；关帝之签，莫灵于正阳门侧之祠。盖一岁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黄昏，摇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给，置数筒焉。杂沓纷纭，倏忽万状，非惟无暇于检核，亦并不容于思议。虽千手千目，亦不能遍应也。然所得之签，皆验如面语，是何故欤？」可知影响之大。现代学者容肇祖认为：签卜本由《易》占而来。《易》的爻辞固定，利用文字以解释卦兆。到了后来，解兆的重心也逐渐移到文字上，由《周易》而《象》、《彖》，占卜的意义愈向哲学化演进。签卜不只有签诗文句，还有签格、圣意、东坡解、碧仙语、解曰、释义、占验等，或历史典故，或以三言、四言简释吉凶，指导人生行事，含有规劝意义，这与「哲学化」的功能是十分类似的。
现存《关帝灵签》100只，分甲乙两种不同签题，此外史料记述还有若干内容不同的《关帝签》，流行不广。早期签文只有七言签诗及「解曰」（或言「东坡解」），后来版本则添饰了签题及「碧仙注」等。
《关帝灵签》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南宋莆田人傅烨所著《江东灵王签》。有充分证据表明，约在明代嘉靖年间由苏州传播到京师关王庙，随亦改称为《关帝灵签》。此后又随科举士人、赴任官员及商贾行贩，迁徙侨居的行踪所至，渐次播及全国，以至海外。
关公既有护法的角色，同时亦为武财神，在香港及国内不少食肆、商店都会供奉关帝，希望利其财运。关公信仰由于跨越了佛道儒三家，普及到民众底层，深入家居和日常生活，因而也超越了三教原有的禁忌。至于因佛以结缘，奉道以尊神，崇儒以称圣的各种善信，亦能各守自家禁忌，各随其便。
关公文化的传统崇拜
关羽的武勇，被誉为 「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三国志·魏书》中即屡有「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也。」《吴书》也称「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晋代以后，南北朝之武将无不以关羽、张飞自比，以为「关、张之流，万人之敌。」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以上皆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唐人诗歌也吟咏 「关、张敌万夫」，「汉将小卫、霍，蜀将凌关、张。」可知关、张始终以武勇敢敌，为人敬重。
但关羽的地位却较张飞为高，至明清时他被尊为「武圣」或「山西夫子」，已与官方尊孔子为「文圣」、「山东夫子」崇高地位分庭抗礼，而民间信仰则尤过之。他由三国时期的「败军之将」取代姜尚成为「武圣」的漫长过程，反映出中华民族从「尚谋略」到「崇忠义」道德伦理观念的变迁。在中国名目繁多的各种本土神祇中，唯有关公信仰圆融了佛道儒三教，并覆盖了社会全部阶层，成为传统伦理道德最大的价值符号。
关公文化中的中国文化
忠
首先说「忠」。「忠」是儒家一个重要的理念，曾参对孔子的思想作的简要概括，就是：「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谈「忠」，也只说「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为「忠」，并未涉及「效忠」的问题。当李世民以高颖、诸葛亮为榜样，开导群臣「若如此，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的时候，魏徵就对唐太宗诉说过「难当忠臣」的肺腑之言，道尽了初唐「忠臣」的尴尬处境：
「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
「忠节」标立，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理学的阐发，逐渐成为「五伦」之一。司马光在痛斥冯道时尝言：
「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井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才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
元杂剧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抱妆盒》）「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梧桐叶》三）而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至败走麦城，舍身全忠，也都成为后世臣僚的好教材。
义
「义」是中国伦理最富于连结性的概念，诸如「忠义」、「孝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等等。但「义」字究为何解，前人说法不一。西汉董仲舒从文字学角度说「以仁待人，以义治我」，唐代韩愈曾说「行而宜之谓之义」。其实从社会学角度讲，宋代以后影响最大的却是「结义」，也就是「约为兄弟」。这是突破汉儒血缘宗亲制度，平等相交，同心合志的普遍形式。后世关羽主要是作为「义神」，得到朝野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尊崇。美国人鲁尔曼（Prof. Robert Ruhlmann）在《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一文中专章论述了关羽，在谈到《三国志演义》时，也抓住「义」字发表意见说：
「若把这部小说与传统文人如苏洵、苏轼、李贽、钟惺、王夫之关于三国的史论相比较，历史编纂学与该小说的对比则更加明显。例如，关于『义』的问题，上述文人写的史论评判三国人物时，按其是否坚持或背离正义这一标准来衡量。在小说中，义的问题也经常出现，现代版本中几乎每隔五页就出现一次。然而，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小说作者对用绝对的义的标准来评判人物并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对照性地探讨义的各种含意。要证实上述论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小说中出现的由义这个字组成的不同的合成词，如『大义』、 『忠义』、 『小义』等所形成的组词方式来找到证据。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演义』这一术语，从惯例上讲用于文章题目，意思是『意义的解释』；而出现在该小说的题目中则有不同的理解，意思是穷尽道德准则的各种不同含义。」
清初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赞关公为「义绝」，也就是诠释「义」的活字典。他认为关公「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若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汴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
《三国演义》所以不厌其烦地为关羽添加了「土屯约三事」、「降汉不降曹」、「夜读《春秋》」、「千里走单骑」、「威镇荆州」、「大义归天」等系列情节，其实就是瞄着这几句话演绎的。而刘、关、张的「恩若兄弟」，「不避艰险」，到长期转战流离，直到三分天下时的「有福共用」，再到相继殉义的「有难同当」，其中体现出生死与共的情谊。所以后儒为之杜撰出「桃园三结义」的情节，并在他们的盟誓中注入「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经世关怀，并以此作为异姓结义，君子之交的理想境界，在中华民族中发挥出持续、广泛的普世影响。
关公文化的核心是：忠义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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