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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德赞年轻的时候，西藏的宫廷里反对佛教的声音特别大，佛教几乎被彻底排斥了。要想让佛教重新在西藏立足，非得来个大变革不可，恰好，赤松德赞就是这么想的。
公元762年，他决定直接对付那些反对佛教的势力，发布了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法令，宣布佛教成为西藏的国教。作为西藏地区的最高领袖，他有这个权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个大胆的举动，因为那时候的宗教可是支撑着赞普神圣地位的。
赤松德赞提到了他的前辈们，松赞干布不也建过寺庙吗？实际上，没有哪个前任赞普像赤松德赞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中，但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支持过佛教，这对赤松德赞的主张是有帮助的。佛教对西藏文化的未来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很有必要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当然了，要揣摩一个人的意图已经很难了，更何况是那些古人，但这并没有阻止历史学家们去尝试理解赤松德赞的转变。西藏传统的佛教历史学家认为，这纯粹是个人信仰的问题，是对佛陀教义的真理，以及对西藏人民潜在好处的认可。虽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现代学者更倾向于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赤松德赞的转变。
首先，最初反对他继位的大臣都是反佛教的，把佛教定为国教就可以把他们排除在外。赤松德赞的决定也有着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佛教是一种国际性的宗教，当吐蕃帝国在松赞干布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扩张时，它在各个方向都遇到了佛教国家。
印度、尼泊尔和大唐都有支持佛教僧侣和寺院的悠久历史，佛教是一种大家都了解的文化语言，而西藏自己的宗教是特有的，虽然受到了各种影响，但看起来还是比较狭隘。
随着吐蕃帝国吞并了更多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西藏的本土宗教不太可能提供一种凝聚力的文化力量。事实上，只有一种宗教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西藏人也接触过其他宗教。
公元715年，他们派使者到一位阿拉伯总督那里，请求派一位伊斯兰教老师到西藏。后来，一位阿拉伯作家回忆说，在公元9世纪早期，西藏国王改信了伊斯兰教，并送了一尊金佛像给哈里发，哈里发把金佛像送到麦加。
在麦加出现了一尊藏传佛像，这无疑是一件有趣的反常现象，但这尊佛像在麦加并没有保存很长时间。几年后，麦加总督把它熔化了，不是出于破坏偶像崇拜的目的，而是为了铸造金币。至于藏王改信伊斯兰教，这看起来更像是藏王的一种战略虚构，也像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虔诚希望。基督教会也对藏人抱有希望。提摩太一世是公元780年至823年之间的聂斯脱利派主教，他写过一封信，列出了念诵三圣颂，基督教最古老的祷文之一，信中包括了西藏。在另一封信中，提摩太写道，他最近为西突厥任命了一位大主教，并即将为藏人任命一位。这两封信都写于公元790年代初，也就是赤松德赞统治时期。
此外，在西藏西部，岩石上刻有十字架，西藏东北部的手稿上画有十字架。然而主教抱有希望，但藏人似乎从未对基督教抱有太大兴趣。摩尼教的波斯宗教甚至更不受欢迎，成为赤松德赞谴责的对象，他称摩尼教的先知摩尼为说谎者。
如果说佛教相对于其他宗教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其在西藏邻国中的声望，那么佛陀的教义本身又如何呢？
西藏第一批佛教徒编写的传教小册子，旨在劝说其他宗教的信徒皈依佛教，其中一再强调一点：因果报应，即佛陀关于因果的基本教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行为，佛陀教导我们，我们今生的处境是我们前世行为的结果，只有通过我们的行为，才能使这一处境变得更好。
这与西藏人信仰的教义存在根本矛盾，西藏人认为，避免苦难、确保幸福的方法是崇拜和安抚神灵。正如其中一份小册子所说：除了你自己，没有其人帮你。
佛教传教士还试图用转世的佛教思想，来取代旧宗教中关于来世要么快乐，要么不快乐的过于简单化的想法。这种观点认为，意识在身体死亡后会继续存在，但不是作为永恒的灵魂，而是作为不断变化的多变量，只受到以前行为的影响。这些以前的行为决定了一个人会转世到较低的境界，如地狱、鬼魂或动物，还是转世到较高的境界，如人类、半神和神。传教士认为在佛教中，每个人都可能转世到较高的境界。伟大的佛陀慈悲为怀，众生平等，普度众生，无有分别，功德无量。若以恶业而求往生净土，终不得解脱，得大自在。
有人会说，谁要是阻止这种崇拜，谁就会下地狱，其实是你自己选择了在痛苦和快乐之间徘徊。你们有优秀的宗教，你们应该按照永恒的教义去实践它。传教士们除了宣扬因果报应是幸福和痛苦的真正主宰外，还宣扬一种完全超脱于轮回之外的状态。这就是佛陀本身所处的状态，摆脱了凡夫俗子对“自我”和“他者”的错误概念，充满了慈悲之心。
对地方神灵的崇拜从未在西藏消失，但佛教为这个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替代选择，一个更广阔的框架，对那些设想西藏帝国在国际上扮演新角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框架。
将佛教作为西藏国家宗教的采纳最初是一个政治举动，很快就具有了宗教意义，因为藏人确信佛陀教义的有效性。如果佛教最初是宫廷的宗教，那么它也逐渐成为人民的宗教，这要归功于赤松德赞和他的继任者在整个帝国传播佛教的努力。赤松德赞在政治和战争的国际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在征服中国首都的过程中，展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并在抵御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进攻中，展示了自己的坚定决心。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他的祖先，甚至超过了最伟大的赤祖德赞。
赤松德赞对西藏的佛教也有类似的雄心壮志。他的前任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和零碎的，他将把它们做得井井有条。赤松德赞在西藏建立佛教，成为后来藏传佛教徒的一种奠基神话，一个理想化的纯粹宗教抱负的时代。
但早期历史表明，有不稳定的开端。在赤松德赞统治之初，当他还是个少年时，对佛教的禁令正在全面展开。松赞干布夫人带来的佛像，被从寺庙中搬出并埋葬。拉萨的两座佛教寺庙被改造成屠宰场，尸体悬挂在雕像的臂膀上，内脏缠绕在它们的脖颈上。
佛教葬礼仪式，尤其是葬礼，因为葬礼是西藏非佛教祭司的专长而受到鄙视，被禁止。但是佛教仪式并不是那么容易被镇压的。当一位拉萨贵族的儿子和女儿同时去世时，他安排在自家门外进行传统的西藏仪式，但是请了一位中国老僧人偷偷进入屋内进行佛教仪式。这位老僧人问他，他希望两个孩子转世为神还是人。这位父亲回答说，他们应该转世为神，但是母亲希望他们转世为她的孩子。这位老僧人在每个孩子的嘴里放了一颗珍珠，一半涂成红色，然后进行了仪式。之后他告诉这对父母，儿子将在神界转世，而女儿将作为他们的下一个孩子转世。果然，当这个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时，他的牙上长了一颗半红半白的珍珠。
巴色尔南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秘密地皈依了佛教。当赤松德赞希望有人能找到一位高阶的佛教上师时，巴色尔南毛遂自荐。他前往尼泊尔，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著名的佛教住持，名叫寂护，并邀请他前往西藏。然而，当寂护到达拉萨时，赤松德赞改变了主意，担心这位住持可能带来外国神灵和黑魔法。寂护被隔离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内，在那里他度过了好几个月。由于西藏宫廷中没有人会说寂护的语言，他们派人去找翻译。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位婆罗门教徒，名叫阿难陀，他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在他父亲被判犯有严重罪行后，他被流放到西藏。
阿难陀被带到布达拉宫，在寂护接受赤松德赞的一位大臣的盘问时进行翻译。最后，当赤松德赞确信他不会对西藏构成威胁时，寂护被带到赤松德赞面前，在阿难陀的翻译下，解释了佛陀的教义。正是这种解释最终说服赤松德赞授权在西藏传播佛教。现在，赤松德赞开始计划建造一座巨大的佛教寺院，其规模将超过西藏之前建造的所有寺院。但是，随着消息的传播，一系列灾难接踵而至，包括一座佛寺被洪水淹没，拉萨的皇家城堡被雷电击中。
宫廷中开始有人窃窃私语，说赞普对佛教的赞助再次激怒了当地的神灵。赤松德赞决定，最好让寂护返回尼泊尔，直到情况有所缓和。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平息宫廷的反佛教情绪后，再次邀请尚塔拉希塔。尚塔拉希塔对藏人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接受了邀请。但这一次，他带来了增援，一位名为莲花生大师的密宗大师。莲花生大师来自现代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山谷，西藏真正需要的是密宗佛教的魔力：莲花生大师是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他降服了西藏的邪神和精灵，用密宗的奇迹，给西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到，莲花生大师和一位尼泊尔建筑专家，就开始规划赞普的新寺庙，该寺将命名为桑耶寺，意为不可思议。莲花生大师通过一种特殊的占卜仪式，用一面镜子辨认出一直制造麻烦的邪灵。然后，他念出这些邪灵的名字和氏族，迫使它们变成人形。当它们出现在房间里时，莲花生大师威胁它们，尚塔拉希塔在一位藏语翻译的帮助下，向它们讲述因果报应。一切结束后，莲花生大师告诉赞普，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在西藏修习佛法了。新寺庙的修建工作开始了。
然而，麻烦也接踵而至。莲花生大士在西藏宫廷里不受待见。他宣扬大瑜伽、无上瑜伽和无上瑜伽密法，尤其热衷于寻找新的水源，并引进新的灌溉方法，以改造拉萨周边的地貌。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似乎惹恼了西藏贵族。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散布流言，说莲花生大士意图夺取赞普的权力。当赤松德赞开始怀疑这位外国术士时，这些谣言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赤松德赞谨慎而礼貌地建议莲花生大士，他已经做了必要的事情，应该返回尼泊尔了。莲花生气了。他后来说：“我以为，佛法可以在西藏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让整个国家都走上正道，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地方。但是赞普心胸狭窄，非常嫉妒，怀疑我可能会夺取他的政治权力。我连普世的权力都不想要，又怎么会想要这样一个国王的权力呢？”
他离开了拉萨，但西藏宫廷仍然担心莲花生出事端，派了弓箭手追杀他。莲花生生把那些刺客变成了石像，毫发无损地继续赶路。莲花生在西藏的时间很短，但他的全部遗产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显现出来，他后来以“珍宝上师”的身份成为西藏文化中的英雄。
随着围绕莲花生大师的紧张局势的化解，萨姆耶寺的修建工作继续快速推进。贵族们加入赤松德赞的行列，共同规划和监督寺庙的修建工作，一些长相最好看的当地藏人被选作修建新雕像的模特。与此同时，一群藏人受戒成为佛教僧侣。萨姆耶寺的布局是以印度比哈尔邦的奥丹塔普里大寺院建筑群为蓝本。中心位置的三层主楼据说是按照印度风格设计的第一层、中国风格设计的第二层和龟兹风格设计的第三层。四个方向各环绕着四座寺庙，整个建筑群被一道围墙环绕。萨姆耶寺还反映了印度的世界地图理念，中心位置是世界的轴心须弥山，四个基本方向各环绕着四个外围大陆。桑耶寺始建于公元779年，至今仍屹立在澜沧江河谷，尽管在10世纪的内乱中几乎被毁，在17世纪的大火中损毁严重，在19世纪的地震中受损，在20世纪饱经风霜。后来又在主殿上加建了一层，寺院围墙内也增建了其他建筑，但桑耶寺仍保留着赤松德赞最初的设计方案。就在主殿入口的左边，竖立着赞普所立的石柱，以纪念他和群臣在桑耶寺宣誓保护藏传佛教的那一历史时刻。石柱上刻着这样的文字：拉萨寺庙供奉的佛像及佛教仪轨不得废弃或毁坏，所需物品不得减少。从现在起，历代赞普均需遵守此誓言。为防止有人违背誓言，我们请世间与出世间的诸神和非人作为吉祥见证者。赞普及其子嗣与众臣在各自头上共同立下以上誓言。完整的誓词可参见其他文献记载。这个誓言的详细版本被复制并送往王国各地，从西部的象雄到东北部的安多。
过去，帝国对佛教的支持相当犹豫，松赞干布的小寺庙，或者对来自和田的难民僧人的谨慎支持，而赤松德赞在将佛教带入西藏的使命中表现出了同样的决心和彻底性，就像他在军事指挥中表现出的那样。他让西藏皈依佛教，而且这一次没有回头路。
赤松德赞向印度和中国寻求佛陀的教义。被派往尼泊尔邀请寂护到西藏的贵族，也被派去寻求中国佛教老师的建议。他们找到了一位佛教僧人。这位僧人是一位著名的禅宗老师，被称为金老师，他向赞普展示最好的经文，以说服他信奉佛教。他还教他使用禅宗的方法冥想，在这种冥想中，冥想者认识到开悟的状态已经存在于内心，只是被日常的思想所掩盖。禅宗老师被邀请到西藏，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位名叫摩诃衍的僧人，他一直在敦煌教书，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城市，在公元780年代被赤松德赞征服。但是，禅宗的激进倾向被拉萨的一些印度佛教老师所厌恶。作为大乘佛教的追随者，他们一致同意基本原则。他们的目标是超越轮回，摆脱痛苦的恶性循环，并使所有众生达到开悟的状态。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印度佛教徒坚持认为，有必要将冥想与理性分析和基本的道德行为结合起来。对于大乘佛教徒来说，这种结合可以概括为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相比之下，禅宗老师说，如果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心灵的真正本质，就可以省略六波罗蜜。这种教义上的分歧很快升级为一场全面的宗教争论。印度的僧侣和弟子们开始向赤松德赞抱怨，汉地的僧侣没有传授真正的佛法，应该予以制止。当赞普似乎倾向于支持印度僧侣时，汉地僧侣们发起了一场相当极端的抗议活动。一名藏传佛教的僧人割伤了自己的身体，另一名僧人弄伤了自己的生殖器，还有一名汉地僧人放火烧了自己的头。另外还有三十多名汉地僧侣手拿匕首来到赞普面前，威胁要杀死印度僧侣，然后集体自杀。
在与桑耶寺的西藏住持商议之后，赤松德赞决定，结束佛教徒之间这场有失体统的争论的文明方式，是进行一场正式的辩论。印度住持寂护已经去世，但他曾告诉赤松德赞，如果有关于佛教修行的分歧，可以请他的学生莲花生参加辩论。莲花生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学者，被邀请代表印度一方参加辩论，而摩诃衍被邀请代表中国一方。
辩论当天，双方进入桑耶寺建筑群中一座较小的寺庙。赤松德赞坐在中间，摩诃衍坐在他的右侧，莲花生坐在他的左侧。他们身后，各自的弟子排成两排。两位辩手都是大乘佛教的虔诚信徒，都同意轮回是迷惑的思维和情绪的产物，都同意最终没有永恒和独立的事物，个人自我和外部现象都是相互依存的网络的一部分，只存在于相对意义上。这种被称为“空性”的洞察力在《心经》中得到了表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种洞察力。当摩诃衍走上前开始辩论时，他非常简洁地陈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说只有停止世俗的思考，轮回的循环才能结束。善行和恶行，它们之间的区别属于世俗的思考，都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就像黑云和白云；两者都遮住了太阳。佛陀关于行善的教义是为愚钝的弟子准备的。最聪明的人可以通过放弃世俗的思考来直接达到目的。然后，莲花生走上前来，用哲学反驳激怒了他。莲花生的方法完全违背了他的学术训练。他说，真正的智慧来自分析性的洞察力。
放弃分析性洞察力就是斩断智慧的根源，分析性洞察力的实践实际上就是超越概念的方法，因为正是分析削弱了概念的有效性，使之成为传统标签。因此，对于莲花生来说，中国老师试图在不分析的情况下，实现无概念的状态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方法，而只会导致类似于昏厥的状态：“一种愚蠢的实践，”他说。
在进一步的交流后，辩论结束，胜利属于印度一方。结果是赞普现在只支持那些教授渐悟法门的人，并拒绝藏传佛教上师的顿悟法门。由此，印度的佛经更受青睐。无论如何，这是藏传佛教版本的故事。
一些古代手稿表明，摩诃衍对冥想有更细微的见解，而汉传佛教版本的辩论以赞普向汉传佛教上师赐福而告终。现代学者甚至质疑辩论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是否只是一系列讨论和文学交流。
桑耶寺辩论的叙述成为藏传佛教徒意识中的一个基本部分。对渐悟法门的需要和对印度作为真正佛教之源的偏爱，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越来越成为藏传佛教的特点，而辩论的故事为这一立场提供了依据。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在翻译佛陀的教义时，印度成为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印度本身就是数以千计的佛教经文和注释的故乡，这些经文和注释后来被翻译成了中文。现在，赤松德赞向印度和尼泊尔的更多佛教大师发出了邀请。一旦到达西藏首都，他们就会与学习梵语的藏人合作，将大量的佛教经文翻译成藏文。这个翻译项目非常严肃认真，开始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法典之一，即翻译成藏文的佛教经文集。几个世纪后，这些经文被收集在一起，共有大约三百卷。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说，这一惊人的壮举仍然是中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对藏语进行改造，为佛教梵语的技术词汇发明数百个新词，并导致一种文化大规模地输入另一种文化。藏传佛教将发展出自己的风味，和对佛陀教义的独特方法，但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赤松德赞时期认真开始的忠实翻译工作。
赤松德赞在位期间，矛盾显而易见。赤松德赞通过一系列血腥的战争，创建了一个疆域比其任何一位前任都要辽阔的帝国。与此同时，他信奉的宗教却排斥暴力。然而，好战的统治者信奉佛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赤松德赞无疑会辩称，他发动军事行动是为了保卫西藏，使西藏能够与和平。
赤松德赞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和平，但他确实为西藏吐蕃王朝奠定了基础，赤松德赞的成就不仅塑造了西藏的未来，也塑造了蒙古的未来。
他的两大目标是扩张帝国和传播佛教，让西藏帝国的亚洲内陆地区，在帝国灭亡很久之后仍然接受藏传佛教。几个世纪之后，这成为西藏与蒙古人建立关系的基础，双方都信仰藏传佛教。赤松德赞还让中国几个世纪以来都处于信奉藏传佛教的王朝的统治之下：先是蒙古人，后是满族人。赤松德赞让西藏的文化影响力，得以超越其边境，扩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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