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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一条街道的角落里，静静矗立着一个纪念碑。当地居民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前往不远处布达拉宫朝圣的各地游客，也常常忽略它的存在。这座纪念碑算得上西藏地区最为古老的文物。这座纪念碑建于820年，为了纪念吐蕃赞普与大唐皇帝之间的故事。
彼时，被称为吐蕃的藏地佛教帝国，其疆域横跨中亚大部，势力范围甚至延伸至东南亚地区。这个帝国宛如一部强大的军事机器，由赞普及其贵族大臣和将军们的帐篷营地管理。然而，好景不长。每当藏地新赞普即位，紧张局势便如影随形，而这矛盾即将彻底撕裂西藏。
赤松德赞赞普准备退位之际，紧张局势再度成为吐蕃众人瞩目的焦点。起初，赤松德赞诸事皆顺。797年，即将退位的赞普将王位传给了，一生都在为继承大统做准备的长子。但天有不测风云，这位王子在位仅一年便离世。西藏历史学家将这位不幸的统治者，描绘成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试图通过消除贫富差距来践行佛教的博爱原则。
这位王子的离奇死亡之后，另一位王子匆忙登上王位，赤祖德赞尚未做好执掌大权的准备，于是与墀祖德赞共同执政。但老赞普在位的日子所剩无几，他死后，冲突再度爆发。墀祖德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王位继承人，另一位王子因被忽视而心怀怨恨，此时宣称他自己才是真正的赞普。墀祖德赞不得不重振旗鼓，最终他成功了。挑战者于804年去世，史料未说明死因，很可能死于谋杀，这场纷争就此平息。在他统治期间，佛教在西藏宫廷得以更深入地传播。他的两位顾问是僧侣，他们活跃于最高政治层，确保赤松德赞时期的佛教举措得以延续。印度佛教文献的翻译工作持续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确保了藏传佛教经典的一致性；就当时而言，这意味着成千上万页的译文，必须再来一次修订，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作。
与此同时，藏人继续在青藏高原边境发动战争。他们的对手是阿拉伯人，在哈伦·拉希德及其儿子们的统治下，阿拉伯人焕发出活力。藏人和阿拉伯历史学家对这些冲突的记载不多，不过一个阿拉伯人称，藏人甚至到了撒马尔罕，并围攻了该城。
拉萨的纪念碑石柱，原本是三根，另外两根分别位于长安和青藏边界的清水。石柱上刻有藏文和汉文。回顾了过去大唐皇帝与西藏摄政王之间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大唐公主与西藏摄政王之间的联姻。
唐朝编年史记载了唐朝使节，抵达西藏宫廷时的情景，当时西藏宫廷仍是一个巨大的帐篷营地，赞普的帐篷位于中央，周围有长矛围栏，围栏内每隔十步便插有一把戟，中央有巨大的旗帜随风飘扬，宫殿的每个门口都有全副武装的卫兵把守，还有头戴鸟形帽、腰系虎皮带的僧侣。宫殿内，赞普坐在一个装饰有金龙、蜥蜴、老虎和豹子的平台上，身着素衣，头戴一块鲜红色的丝绸头巾。
在他右手边是总理大臣帕吉·云丹，其他大臣坐在平台下方。当晚，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乐师演奏了流行的大唐歌曲。次日，在一座仪式用的祭坛上，举行了条约的宣誓仪式。唐朝代表团坐在一侧，西藏的十名首席大臣和一百多名部落首领坐在另一侧。僧侣总理帕吉·云丹站在祭坛中央，一名翻译站在他身旁，向唐朝代表团解释。到了献祭牲畜之时，帕吉·云丹退到一旁，虽未抗议杀戮，但拒绝用牲畜的血涂抹嘴唇。仪式结束后，帕吉·云丹主持了佛教版本的宣誓，在佛像前喝下了仪式用水。随后，双方相互祝贺，仪式表明，在赤松德赞去世后，佛教与旧传统达成和解。僧侣继续扮演传统角色，旧仪式的献祭牲畜，依旧举行。但如今，除了这些仪式，僧侣们还举行佛教仪式。赤祖德赞有点绕口，我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朗达玛。
朗达玛本人就是最虔诚的佛教皇帝，他深受帕吉·云丹及其他僧侣影响，他在位期间，投入佛教项目的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多得有些不明智。帝国各地纷纷兴建新寺院，维护寺院的费用由当地居民承担。每个寺院被赐予两百户人家提供食物。寺院拥有这些农奴的方式与贵族无异。虽然这一制度很快瓦解，但后来它以更强大的形式回归，佛教寺院成为西藏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朗达玛修建了众多寺庙，吐蕃的财富大量流入佛教徒。赞普还向所有领土下令，要求大量制作佛教书籍。在吐蕃的每个角落，都有人抄写和传播有关十种佛教美德的短文，旨在向所有藏人灌输佛教道德观。
这十种美德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同时，数百份著名经文，如《妙法莲华经》被大量制作。在大多数佛教文化中，在某些活动中，向僧侣捐赠、帮助建造寺庙、制作雕像和复制经文，都被认为有极大功德。这有助于传播佛陀的教义，是佛教徒所能做的最佳之事之一，并且，通过因果报应体系，即因果业力，将帮助一个人在今生获得幸福，并在来世获得良好的转世。
佛教在西藏的疯狂传播，引起了一些藏人的不满，新僧人在街上遭到辱骂。吐蕃权力掌握在僧侣大臣帕尔吉·云丹手中。吐蕃王朝宫廷正走向两极分化，帕吉·云丹的佛教倾向，即将产生严重的反作用。失宠的贵族们组成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帕吉·云丹本人。
阴谋者散布谣言，称这位僧侣与一位王后有染。帕吉·云丹被流放。阴谋者未放过任何机会，随后派刺客杀死了这位僧侣。根据故事的一个版本，帕吉·云丹躲在一个地下掩体中，但被一个盲人发现，随后被杀。但这仍不足以平息不满贵族们的怒火：他们剥下皮，绷在一个骨架上，制作了一个假人。后来，帕吉·云丹的亲属烧掉了他的遗骸，据说他的灵魂从烟雾中出现，化作一束白光。
朗达玛任由自己最信任的大臣遭受如此对待，表明他已变得极为软弱。在他统治的后几年，他的精神状态急剧下降，已不再适合统治他的王国。他只是藏人名义上的统治者，而大臣们以及他的哥哥是真正的决策者。与朗达玛相比，在达玛的幕后操纵下，巴和卓家族的领导人密谋刺杀朗达玛。他们安排在拉萨郊外城堡单独见他，朗达玛在花园里喝酒时，他们突然抓住他，扭断了他的脖子，这便是吐蕃王朝崩溃的开端。新赞普继续过着饮酒作乐、狩猎寻欢的生活，而那些将他推上王位的大臣们，则开始大幅削减佛教项目的开支。关闭了培养翻译人才的佛学院，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正是这些学院将成千上万的佛教经典翻译成了藏文，一切都结束了。最后一座由朗达玛下令建造的大寺——永仓寺，因未举行最后的开光仪式，仅建成了一个空壳。
西藏宫廷中剩余的佛教僧侣大臣被清洗，寺院失去了诸多特权。随着僧侣生活愈发艰难，许多僧侣还俗。在剩余的僧侣眼中，新的赞普无疑是他们麻烦的根源。于是，他们再次密谋刺杀赞普。令人震惊的是，这一次刺客将是一名佛教僧侣。
拉隆·帕吉·多杰是桑耶寺的第九任住持，桑耶寺是赤松德赞在位时建造的寺庙。他深知杀人违背佛陀的道德准则，明白因果报应的法则意味着杀手很可能转世为动物，甚至可能堕入可怕的地狱。但他决定，作为西藏地位最高的佛教徒，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住持将成为刺客，一日，新赞普带着随从在拉萨外出巡游，拉隆伪装成官员，拿起弓箭，骑马去寻找赞普。箭射中达玛的心脏，赞普被谋杀了！拉隆骑上马，逃离拉萨，再未归来。拉隆的行为既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他杀了一个人，但只是为了保护西藏的佛陀教义。人们可在佛教教义中为这种行为找到一些正当理由，佛教并不回避道德困境。在特殊情况下，菩萨可以杀生以拯救他人的生命。对于后来撰写西藏史的佛教僧侣而言，刺杀朗达玛便是这样一种特殊情况。
此外，唐朝竭力维持对国家的控制，随着资金枯竭，佛教寺院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最终，大多数寺院被关闭，雕像被熔化以充实政府国库。统治中亚的突厥帝国被其他游牧民族的战士摧毁，而最后一批突厥人则逃入中亚，在此过程中，破坏了西藏人的稳定。
西藏此时四分五裂，两位西藏王子的皇室家族将帝国瓜分。奥松家族试图将时钟拨回到达玛统治之前，将资金重新投入佛教项目，这些项目延伸至帝国偏远角落，而云登家族则巩固了其在中西藏的权力。贵族藏人要么支持其中一方，要么只顾自身利益。
分裂的王室后裔仍固守旧习，试图维持权力，但任何权威的表象，最终在10世纪初一场撼动整个西藏中部的大起义中土崩瓦解。氏族首领们的祖先，曾宣誓效忠于第一位赞普，他们的合作使西藏帝国得以建立，如今他们却转而反对赞普。显然，松赞干布及其继任者实现的一统局面，只是暂时抑制了藏人氏族间的争斗，每个氏族首领都自立为地方军阀，盘踞在自己的城堡中。
赞普王朝的丧钟，敲响于四名贵族聚在一起掠夺皇家陵墓之时。他们各自选择一座陵墓，打开密封的圣门。他们拿走了陵墓中的珍贵黄金和珠宝。其中一些人甚至留了下来，将这些令人敬畏的陵墓变成了自己的堡垒。赞普王朝的宗教信仰就此终结。没过多久，佛教寺庙也被洗劫一空，最后剩下的僧人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四处流浪，这是西藏中部佛教寺院的致命一击。
吐蕃王朝陷入黑暗时代，无人能阻止王国的四分五裂。部落首领重掌权力，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分散且不稳定。当他们沉溺于小打小闹的争斗时，帝国已分崩离析。吐蕃王朝不复存在，之后，任何想要控制青藏高原的人，都必须依靠其他军队的支持。最后的僧侣离开了西藏，西藏历史铭记着这些难民，铭记着这些佛教英雄，他们除了随身携带的必需品，什么都没带，只是把经书装在骡子背上。经过几个月的流浪，这些难民到达了安多的绿色牧场。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远离西藏中部动荡的避风港，在这里，许多由拉喇嘛建造的寺庙依然屹立，金色的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些寺庙从松卡寺的绿松石瓦寺庙，到岩石山洞寺庙应有尽有。在探索这些建筑时，这些难民发现，其他僧侣也在此定居。这些僧侣发现，当地统治者非常愿意支持他们。毕竟，安多位于丝绸之路上，在藏人接受佛教之前，佛教已在此流传了几个世纪。像凉州和宗喀这样的城镇，仍有成千上万的居民，他们基本上都是藏族人。其中一些是藏族士兵，他们坚守岗位。
阿扎人长期处于西藏的统治之下，在文化上非常相似。许多当地唐朝人也生活在西藏的统治之下，他们使用藏语。事实上，藏语已经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是这个多文化地区的共同语言，被许多人使用。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藏传佛教徒可以找到他们生存所需的支持。在这里，难民们安顿下来，保持僧侣戒律的火焰燃烧，这火焰总有一天会回到西藏，点燃佛教复兴的火焰。
虽然这些难民僧人的成就令人钦佩，但他们现在年事已高，也许觉得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不仅要保护，而且要传播佛教的传承，这项工作必须由其他人来完成，最好是年轻而有活力的人。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当地男孩开始与三位难民一起生活，从他们那里学习佛教，随着男孩兴趣的增长，他开始和僧侣们一起学习哲学著作，有一天，他看到了大慈大悲的菩萨显灵。男孩充满了菩萨理想的精神——普度众生。他去找僧侣，要求受戒。三位难民同意了，很快找到了两位唐朝僧人，凑够了受戒所需的五位僧人。男孩被赐予了格瓦色的法名，意为有德之光。他穿着新袍子，开始寻找佛陀的更多教诲。他向北走了很远，格瓦色得到了完整的《律藏》，即佛教僧侣的完整书面规定。他热情高涨，再次出发，打算这次去西藏中部进行朝圣之旅。但他还没走到康区，就听说西藏中部发生了大饥荒，于是，有人建议他不要去那里传教。他回到安多，决定在深山中的登提寺隐居一段时间。登提寺至今仍深藏在一个幽静的山谷中。但格瓦色注定不是一名隐士。当地人听说了格瓦色的广泛研究和旅行，纷纷来到登提寺拜见这位著名的僧人，格瓦色逐渐有了追随者。渐渐地，格瓦色的一些弟子也被任命为佛教僧侣，因此，这些难民僧侣的传承，在安多地区得到了巩固。格瓦色利用佛教老师成名后必然会积累的财富，在安多的绿色山丘上建造了寺庙和佛塔。
格瓦色的许多门徒发现，身为僧侣，便跻身于西藏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群之列。这意味着僧侣们被卷入政治，而那些渴望政治权力的人，比如旧部落的领导者，则被佛教所吸引。这些僧侣引起了十世纪末的北宋朝廷的注意。前往北宋首都的僧侣被授予紫袍，以表彰他们协助控制动荡不安的安多藏人部落。由此开始的一种习俗，对西藏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回荡到今天：拥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藏传佛教僧侣，与一个更为强大的邻居建立关系，并以宗教关系的名义获得强国的支持。
繁荣的寺院文化和高调的安多佛教僧侣，引起了西藏中部一些小王国的注意，这些小国保留了其皇室祖先对佛教的承诺，当最后一批僧侣逃离西藏，围绕着旧寺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宗教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佛教记忆的消退，寺庙及其雕像和绘画，保留了残余的神秘感。大昭寺和其他寺庙中的佛教绘画的意义被遗忘，说书人用它们作为自己编造的寓言故事的依据。用檀香木和黄金制成的受人尊敬的佛陀雕像，被人们普遍称为红秃子和金头子。这些塑像成为伪佛教僧侣的中心，这些僧侣穿着模仿旧塑像的服装，留着相似的发型。对于那些对佛教略知一二的人而言，西藏佛教赞普的雄心壮志似乎已经破灭。
两个贵族表亲，一个皇族分支的后裔，决定扭转西藏中部僧侣佛教的衰落，让佛教僧侣回归了。他们召集了一群年轻人，派他们去安多寻找真正的僧侣血统，以重启佛教僧侣制度。当这些未来的僧侣们到达安多时，他们听说最受尊敬的僧侣传承是格瓦色的传承。在找到格瓦色并被接受为学生后，他们开始学习佛经并遵循巴利律藏的道德准则。几年后，格瓦色宣布他们已经准备好回家了，这些僧侣们穿着僧袍，作为他们牢固掌握佛教原则的标志，返回了西藏中部。
他们被分配了不同的任务，以完成将佛教僧侣制度重新移植到西藏中部这一艰巨任务。当他们到达时，迎接他们的是派遣他们出行的两位贵族，并把桑耶寺的钥匙交给了他们。桑耶寺是藏传佛教的宏伟建筑群，也是僧侣的聚集地。僧人们打开大门时，眼前令人沮丧的景象让他们倍受打击。环绕寺庙的宽阔道路被荆棘堵塞。雨水从窗户渗入，破坏了壁画，鸟儿在佛像头上筑巢。他们从正门离开，并再次锁上了大门。面对修复桑耶寺的艰巨任务，僧人们决定分道扬镳，僧侣团体解散了，但佛教僧侣又回到了西藏，这一次是永久性的。
与此同时，在西藏西部贫瘠的高原上，一场宗教复兴运动正在兴起，这里曾经是古老的象雄王朝所在地。这场运动始于公元958年，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的出生，当他只有两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注意到他在地上画梵语音节，或者只是静静地合掌而坐。像格罗色坚赞一样，他出生在一个非佛教徒的家庭，但他被佛教所吸引。当他十三岁的时候，他发下了佛教誓言。他马上开始学习，直到几年后，他在巴基斯坦北部看到一本印度书时，他才开始考虑去印度旅行。虽然仁钦桑波当时还只是个少年，但他说服了父母，让他们相信自己真心想去印度学习佛法，于是父母同意让他去，但要求他必须带一个旅伴。于是他和一个朋友就出发了，他们穿着旧衣服，带着钱、礼物和一捆捆由仁钦桑波的母亲做的食物。在克什米尔的早期旅程中，这两个年轻的旅行者生了病，差点被抢劫，他们对普通人虔诚的宗教信仰，和赤裸的圣徒令人费解的行为印象深刻，也感到困惑。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小镇，像往常一样，孩子们追在他们身后，叫喊着他们皮肤白皙，穿着奇怪。在镇中心乞讨时，他们遇到了一位年长的婆罗门，他握住仁青桑波伸出的手，看了看他的手掌。然后，这位婆罗门回到屋内，给了仁青桑波一个银香炉，里面插着一束鲜花，并握住他的长袍，预言他会学习一生，为众生带来巨大利益，并最终获得觉悟。这位年长的婆罗门名叫施戒师子，成为仁青桑波的第一位上师。在他的指导下，仁青桑波开始学习密宗佛教的哲学和仪式文本，原文为梵文。
几年后，他决定回家，但一系列的梦境说服了他，让他去拜访，然后去印度东部旅行，在那里他学习并翻译了非密宗作品。当他最终回到西藏时，已经过去了13年。在家乡，仁钦桑波悲痛地发现他的父亲去世了。他责备自己在印度逗留了这么久，并试图通过一系列特殊的曼荼罗绘画，来弥补他的缺席，以使死者从不幸的转生中解脱出来。
然后他发现，在他离开印度期间，一位自称佛陀星王的在西藏西部，聚集了一群虔诚的追随者，展示了悬浮等神奇力量，并自称是现代佛陀。仁钦桑波决定揭露这个冒牌货，他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深度冥想，然后前往星王教书的地方，星王当时正像往常一样悬浮在地上。仁钦桑波走到星王面前，用一根手指指着他，星王头朝下地旋转着掉到了地上，被击败的星王悄悄地溜走了，在西藏西部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场神奇决斗的消息，传到了西藏西部的王宫，国王赤松德赞宣布在他的王国里将信奉佛教，并决心正确地实践佛教。
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抱怨西藏人对佛教密宗的误解和故意歪曲。这些密宗是在公元五世纪开始出现在印度的。在这些密宗中，大乘佛教的目标，所有众生的觉悟保持不变，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新方法被引入其中。这些新方法中最有争议的是，完全颠倒了公认的以空性为基础的规范，空性是指任何事物本身并不存在。因此，佛教的不杀生、不偷盗等戒律，变成了可以进行这些活动的戒律。那些接受密宗的佛教徒认为，这是超越普通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方式，不应从字面上理解。
吐蕃王朝灭亡后，密宗传遍各地。狂热流行惊动了其他严肃的佛教徒，他们写了一些优美而讽刺的诗歌，来抨击密宗佛教的滥用。“法”是佛陀的教义和对其教义的官方注释。诗中表达的焦虑是，它们即将被新的密宗运动所淹没。另一首诗批评了西藏各地突然出现的自称佛陀的人。
这样的误解让耶舍认识到，将最前沿的佛教作品引入西藏的必要性。这位击败了星王的年轻藏人，正是领导这一运动的合适人选。因此，仁钦桑波被授予宫廷教师的职位，负责教授密宗佛教。他接受了这一职位，不久之后，一些印度大师也加入进来，与他们一起从梵语中翻译新的经文，借鉴旧吐蕃王朝的译经团队。与此同时，在托林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寺庙，作为自己的居所，在宗教修行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并将管理国家的职责交给了自己的侄子。
建造寺庙、翻译经文、邀请印度大师和为藏人授戒：这正是两百年前伟大的吐蕃赞普所做的事情，而他是有意效仿的。因为在佛教中，西藏的国王，像之前的赞普一样，看到了将法治带入他们王国的途径，巩固他们自己的王权，并鼓励他们的子民，成为新社会中善良和守法的成员。
仁钦桑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有在建的新寺庙都需要用佛教壁画来装饰。因此，仁钦桑波被派往克什米尔，寻找愿意来西藏工作的艺术家。他离开西藏时的境况与第一次年轻时的旅行大不相同，这一次他还有随从。他不满足于留在克什米尔，带领他的西藏团队深入印度中部，寻找新的经文。经过六年的长途跋涉，仁钦桑波带着三十多名印度艺术家回到了西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在西藏西部寺庙里创作了佛教艺术杰作，其中一些作品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仁钦桑波还在这次旅行中，继续学习和掌握密宗理论，并带回了誓死保护佛教的凶猛神灵的仪式，比如大黑天。因此，在后世被称为大翻译家的仁钦桑布，将新的佛教教义传入西藏开辟了道路。赤松德赞对密宗的怀疑，并没有导致密宗佛教的衰落，反而使其重焕生机，来自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新密宗纷纷传入西藏。这些“新”密宗（萨迦派）与早期翻译的“旧”密宗（宁玛派）之间的不同，为未来几年，许多新的藏传佛教宗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印度那烂陀寺有一位佛学大师，名叫帝婆菩提，也被称为阿底峡，他以敏锐的哲学思想、娴熟的密宗修行，以及谦逊和慈悲的个人品质而闻名。
一个藏人代表团前往那烂陀寺，开始劝说阿底峡接受他们的邀请。没过多久，阿底峡就同意了。阿底峡认识一些在那烂陀寺学习过的藏人，他对他们的勤奋印象深刻。住持允许阿底峡留在西藏，但时间不能超过三年。
一行人出发后，很快就发现，旅程本身就够漫长的了。尼泊尔国王说服阿底峡，在加德满都停留了一年。1042年，当一行人最终到达西藏西部时，王子骑了一天半的马去迎接阿底峡，这是最高荣誉的象征。阿底峡立刻佛教虔诚所打动，并惊讶地发现，在访问印度学者的帮助下，那里已经完成了大量的翻译工作。
阿底峡写了一首简短的诗，名为《开悟之路上的明灯》，阐明了整个佛教道路的各个阶段，寻求庇护的仪式，将众生带入开悟的动机，平静禅定的冥想实践和洞察力的分析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密宗冥想。
阿底峡尊者写道，虽然可以接受各种灌顶，但僧侣只能接受那些与性行为无关的灌顶。阿底峡尊者说，这是基于他自己上师的教义，他的上师认为，佛教的生存有赖于僧侣，而僧侣只有保持独身，才能成为僧侣。但是，阿底峡尊者同样坚持，任何人都不应该批评密宗佛教。毫无疑问，密宗佛教的实践是最有效的，贬低它们就是贬低佛陀的教诲。
关于阿底峡尊者与仁钦桑波会面的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表明，藏人仍有许多关于密宗佛教的知识需要学习。仁钦桑波出生于阿底峡尊者之前四分之一个世纪，此时已经是一位非常年迈的长者。阿底峡尊者拜访了仁钦桑波的居所，一座三层高的寺庙。阿底峡尊者非常恭敬地对待仁钦桑波，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阿底峡大部分时间都在托林寺，他在西藏西部停留了三年。之后，他信守对印度寺庙住持的承诺，在一大群西藏学生的陪同下，踏上了归途。当他们到达尼泊尔边境时，他们被告知附近正在打仗，当他们在营地等待时，阿底峡的两名西藏弟子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一方是带领阿底峡回到西藏的队伍的领队那格特，他希望信守自己三年后返回的承诺。另一方是前来向阿底峡学习的西藏中部人敦巴，他认为如果阿底峡前往西藏中部，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当一行人到达西藏中部时，他们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寺院，这些寺院是那些前往安多的僧侣们复兴的。阿底峡发现自己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客座讲师，为他所访问的寺院带来了声望和大量学生。他的出现有时会加剧寺院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它们会相互竞争，以接待这位著名的印度学者。寺院的负责人也是当地的部落首领，就像在西藏西部一样，政治和宗教生活之间的区别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尽管如此，阿底峡给西藏中部佛教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那里的故事广为流传，故事总是强调他的慈悲和谦卑的品质，以及他坚持最简单的佛教修行活动。据说，他制作了许多留在寺庙和佛塔的供品，其中一些至今仍受到寺庙的尊敬。据说，他能够以简单的方式向普通人介绍佛教，特别喜欢简单的训诫：“善待他人。”阿底峡从未回到过故乡。他于1054年去世，在生命的最后13年里，他一直在西藏传授佛教。他备受尊敬，但当时阿底峡只是众多印度大师中的一员。正如在他之前的莲花生大士一样，阿底峡对藏传佛教的影响，直到他过世多年后才完全显现出来。
阿底峡的教义和思想，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的体系之中，为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对密宗修行的阐释和规范，使得藏传佛教在修行实践上，更加严谨有序，避免了误解和滥用。同时，他的到来也促进了西藏地区，佛教寺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同寺院的僧人在他的影响下，更加注重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研究和修行实践的提升。
在阿底峡之后，藏传佛教继续发展演变，形成了众多各具特色的教派和传承，而阿底峡的贡献无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他的名字和事迹也成为了藏传佛教历史文化中璀璨的篇章，被后世的藏族人民所敬仰和传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修行者，在追求佛法智慧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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