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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大陆的广袤地域内，西藏与蒙古宛如两颗散发着独特魅力的明珠，二者虽相隔一定距离，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紧密相连，共同编织出一幅波澜壮阔且充满传奇色彩的画卷。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双方通过间接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传播，在彼此的认知领域中留下了朦胧的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成为了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契机，由此开启了一段深刻影响彼此历史进程的漫长历程。 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欧亚大陆上迅速崛起，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扩张态势。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率领着英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四处征战，征服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蒙元帝国。在这一宏伟的扩张进程中，西藏这片雪域高原逐渐进入了蒙古人的视野。
当时的西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各个教派和地方势力相互争斗，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应对外部的挑战。各教派为了争夺地盘和信徒，时常发生冲突，地方势力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整个西藏地区呈现出一种政治上的分散局面。这种局势使得西藏在面对蒙古帝国强大的军事压力时，显得极为脆弱，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远见卓识。他深刻认识到，若要保护西藏的人民和文化，避免遭受战争的涂炭，与蒙古人进行合作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公元1247年，萨迦班智达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踏上了前往凉州的征程，与坐镇凉州的蒙古宗王阔端大汗，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面。
凉州会盟堪称蒙藏关系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双方经过深入而坦诚的商讨，最终达成了西藏归顺蒙古人的一系列条件。萨迦班智达随后向西藏各地的地方势力发出了情真意切的信件，在信中，他详细且深入地阐述了归顺蒙古的诸多利弊。以极具说服力的言辞，向地方势力的首领们强调了和平归顺对于西藏人的重要意义，指出抵抗蒙古的统治只会给这片土地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如百姓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等。他的这一举措，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从长远来看，无疑为西藏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朝建立之后，忽必烈作为一代雄主，对西藏的治理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安排。在宗教领域，他大力尊崇藏传佛教，尤其是萨迦派。八思巴，这位萨迦派的杰出人物，被忽必烈封为“帝师大宝法王”，一跃成为元朝宫廷中备受尊崇的宗教领袖。这一封赏举措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萨迦派在西藏本土的政治和宗教地位，使其成为西藏地区的主要统治力量，同时，也促使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得以更为广泛地传播。在蒙古宫廷中，藏传佛教的仪式、教义等逐渐深入人心，众多蒙古贵族纷纷皈依佛门，对佛教的信仰日益虔诚。
在行政方面，元朝专门设立了宣政院，赋予其全面管理西藏事务的重要职责。这一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元朝对西藏地区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宣政院犹如一座桥梁，将元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紧密相连，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对西藏实施统治。同时，元朝参照蒙古本土的制度模式，在西藏设立了十三万户，每个万户设置万户长，万户长的任命需由元朝皇帝下诏册封，不过这一过程需要萨迦政权先行提请。这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直接管理意图，又兼顾了西藏当地的政治格局和宗教势力分布。
然而，这一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隐患。由于萨迦派对其他十二万户的管理并非基于自身的实力，而是依赖于元朝的强制力，各万户在其辖区内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分别从元朝获得诏封，并管理着自己的辖地和庄园属民。因此，一旦萨迦政权出现内部动荡，或失去元朝的强力支持，其统治地位便极易受到挑战。 随着元朝统治的逐渐稳固，西藏与蒙古之间的政治、宗教联系日益紧密，双方的人员往来也日益频繁。众多蒙古官员、军队进驻西藏，他们在维护元朝统治的同时，也带来了蒙古的文化和习俗。而西藏的喇嘛们则前往蒙古地区传教、讲学，将藏传佛教的教义、经典以及独特的文化艺术传播开来。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西藏的宗教艺术，如精美的佛像雕刻、绚丽多彩的唐卡绘画等，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蒙古人的目光，对蒙古的艺术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蒙古的文化元素，如服饰风格、生活方式等，也在西藏地区留下了痕迹。双方在语言交流方面也有所发展，一些蒙古人开始学习藏语，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传播藏传佛教；同时，部分西藏人也接触到了蒙古语，促进了双方的沟通与交流。
元朝时期蒙藏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是双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这种关系不仅改变了西藏和蒙古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也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后来双方在政治、宗教、文化等领域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蒙藏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了元朝末年，政治腐败现象在朝廷内部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也逐渐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中原地区的汉人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般此起彼伏，给元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在朝廷内部，重臣之间的党争也日趋激烈，各方势力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相互倾轧，使得朝廷的决策机制陷入混乱，无法有效地应对外部的危机。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元朝的统治根基开始动摇，逐渐走向衰落。 在西藏地区，萨迦政权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萨迦政权在八思巴之后，历任法王大多平庸无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智慧。他们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未能有效地解决各万户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导致社会秩序逐渐混乱。各万户长在其辖区内拥兵自重，对萨迦政权的命令阳奉阴违，使得萨迦政权的统治力不断削弱。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对萨迦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元朝自身难保，对萨迦政权的支持力度大幅下降，萨迦政权失去了其重要的外部依靠。在这种情况下，萨迦政权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权力斗争不断，进一步加剧了政权的危机。
在这一历史时期，帕竹万户在绛曲坚赞的领导下逐渐崛起。绛曲坚赞出生于前藏帕竹万户之家，他自幼聪慧过人胸怀大志。在他七岁的时候便受居士戒，开始接触佛教教义，展现出了对宗教的浓厚兴趣和天赋。九岁就受沙弥戒，更加潜心于佛法的学习和修行。十四岁时，他前往萨迦寺学法，在那里深入研究了佛教经典，广泛涉猎各种学问，在佛学上取得了深厚的造诣，还对政治、军事等领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到了公元1321年，绛曲坚赞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和领导风范，被正式委任为帕竹万户长。上任伊始，他便展现出了非凡的治理能力。他在领地内积极推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将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使得帕竹万户在政治和宗教上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在他的精心治理下，帕竹万户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百姓生活富足，社会秩序井然。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灌溉设施，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同时，他注重畜牧业的发展，鼓励牧民养殖优良品种的牲畜，提高了畜牧业的产出。在军事方面，他积极整军经武，加强军队建设。他亲自训练士兵，提高他们的战斗素质，还引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使得帕竹万户的军队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绛曲坚赞开始了扩张之路。他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吞并了雅桑万户、蔡巴万户、止贡万户等前藏万户。在吞并过程中，他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策略。他善于利用各万户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对手，然后逐个击破。他还注重与周边势力的外交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或保持中立，避免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到了1349年，绛曲坚赞几乎完全控制了前藏地区，成为了前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他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威望也日益提高，对萨迦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354年，萨迦政权内部首先发生内讧，这一事件为绛曲坚赞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任何政权的崩溃都是内外多重势力的加持催生的，他果断出兵包围萨迦寺，以雷霆万钧之势收缴了元朝赐予萨迦世代管理乌思藏的敕封信物，兼并了后藏大部分地区。如此以来，萨迦派作为西藏地区的权威性就转移到了新生派绛曲坚赞手中，曾经辉煌无限的萨迦政权在他的打击下轰然坍塌。
绛曲坚赞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西藏地区的帕竹政权。首城设于乃东，西藏正式进入了帕竹政权统治时代。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他向元朝的宫廷派出了使者，希望得到元朝皇帝和帝国朝臣的承认。但是，远在西藏雪域的他不知道蒙元大汗，此时已经自顾不暇，无力干涉西藏的事务，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认可了他在西藏的统治地位。 帕竹政权建立后，绛曲坚赞继续推行一系列有效的治理措施。他进一步完善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他大力扶持佛教的发展，修建了许多寺院，为僧侣们提供了良好的修行环境。他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经济方面，他继续推动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鼓励商业贸易活动，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且，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开办学校，培养人才，使得帕竹政权统治下的西藏地区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帕竹政权的崛起与萨迦政权的灭亡，是西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与此同时，西藏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帕竹政权的建立为西藏带来了新的政治秩序和发展机遇。绛曲坚赞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在西藏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统治不仅对当时的西藏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来西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治理下，西藏地区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宗教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承。 在15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宗喀巴的倡导下应运而生。宗喀巴目睹当时佛教界存在的种种弊端，如部分僧侣沉溺于享受和奢靡，戒律松弛，修行不精等现象，深感痛心疾首。为了整顿佛教，他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他提出喇嘛应严格遵守戒律，注重苦行，禁止娶妻等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并精心制定了僧人详细的生活准则、寺院严密的组织体系、系统的学经程序以及明确的是非标准。在宗喀巴的推动下，兼收并蓄的格鲁派摒弃了其他宗派的糟粕，吸收了各家教派的精华，以严格的戒律和认真的学习吸引了许多藏人的追捧。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主张如一声惊雷，在藏传佛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的理念吸引了众多志同道合的藏传佛教徒，他们纷纷聚集在宗喀巴的周围，共同致力于推动佛教的改革与发展。1409年，在帕竹政权的大力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萨发起了盛大的大祈愿法会。这一法会规模空前，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众多僧侣和信徒参加。法会期间，宗喀巴亲自登台讲经说法，阐释了自己对于藏传佛教教义的认识，展示了其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崇高的威望。这次法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提升了宗喀巴在藏传佛教界的权威地位，也标志着格鲁派黄教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同年，宗喀巴大师主持修建了甘丹寺，该寺成为了格鲁派的主寺，为格鲁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宗喀巴的众多弟子中有许多才华横溢之人。他们秉持着师父的遗愿，积极投身于格鲁派的发展事业。在宗喀巴圆寂后，他们分头行动，继续着宗喀巴大师的事业，在各地积极建寺弘法。先后建立了哲蚌寺、色拉寺、札什伦布寺等众多寺院，这些寺院与甘丹寺一起合称为卫藏四大寺。各寺内均成立了学院，分科修学显教，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上下密乘院。学院的建立规范了格鲁派的学习和发展，皈依格鲁派的佛教徒也有了学习的氛围，通过这些寺院和学院的建立，为格鲁派黄教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僧人，他们在藏区各地传播格鲁派的教义，使得格鲁派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任何形式的改革和变动，都会导致新的教派出现，格鲁派信徒越来越多，形成了藏传佛教体系中全新的宗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鲁派的僧众信徒日益增多，势力日渐扩张，逐渐成为藏传佛教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在今天的外蒙古国到处都可以看到藏文，任何一座寺庙里，都能看到大量藏文。但与此同时，大多数蒙古人，超过99.9%的蒙古人根本不会说藏语。所以，当他们去寺庙和寺院时，他们坐在那里听喇嘛用藏语念诵，但信徒自己却完全听不懂喇嘛所说的话。他们只是在那里祈祷，一晃就是五六百年之久。完全不懂藏语的蒙古人，每天早上都听藏语诵经。这已然成为了蒙古人生活的一部分。
当宗喀巴大师于1419年圆寂时，他已是西藏的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圆寂后，弟子们孜孜不倦地弘扬他的教法，到15世纪末，黄教已成为西藏最受欢迎的教派之一。宗喀巴大师的许多追随者在西藏极具影响力。有些人建造了至今仍然屹立不倒的大寺；有些人将红派寺院改宗为黄派寺院；有些人后来成为第一世DL喇嘛和第一世班禅喇嘛；还有些人甚至在分离几个世纪后与蒙古人重新建立联系，并在蒙古复兴藏传佛教，并使蒙古人皈依了新成立不久的黄教。第一世DL喇嘛，事实上并不是第一世DL喇嘛。当他活着的时候，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达赖”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词甚至不是藏语；而是蒙古语中“海洋”的意思。宗喀巴大师创立了黄教，黄派的几代追随者使其在西藏非常流行，但实际上巩固黄教地位的是蒙古人。 格鲁派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其他教派的关注和不安。在藏传佛教的众多宗派中，噶玛噶举派作为历史悠久、势力强大的一派，对格鲁派的崛起深感忧虑。噶玛噶举派形成于“佛法后弘期”，经过多年的演变流传，在藏传佛教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众多的信徒。其创始人都松钦巴在临终时开创了“活佛转世”之先河，这一制度为噶玛噶举派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方式，也使其在宗教界具有较高的威望。其实，格鲁派黄教后来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师承噶玛噶举派。但是，在当时的藏区，包括噶玛噶举派和格鲁派在内的各个宗派之间分歧较大，互相都是对立的状态。在当时的藏人佛教徒当中，只要是不同的宗派，总是在强调差异而不是共同点。这也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故而，面对格鲁派黄教的皈依者越来越多，黄教势力在藏区的迅速壮大，噶玛噶举派认为他们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毕竟，对于藏区的佛教徒来说，人口总数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同宗派之间的皈依者人数就是零和博弈，信奉格鲁派的藏人越来越多，噶玛噶举派的基本盘就会越来越小，于是，噶玛噶举派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打压格鲁派黄教。他们在教法上与格鲁派信徒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试图从佛学理论上削弱格鲁派的影响力。同时，噶玛噶举派深知政权是影响宗教发展的一方势力，他们还积极寻求政治上的支持，试图将格鲁派彻底铲除。而此时，帕竹政权的家臣仁蚌巴家族，也有着自己的政治野心。对于他们来说，希望架空主家夺取政权，由自己的家族彻底掌握西藏地区的统治权。在这种情况下，仁蚌巴家族与噶玛噶举派双方一拍即合，藏区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双方结成联盟，决定首先共同对付格鲁派黄教。 公元1462年，年仅3岁的阿旺扎西扎巴就任第悉。由于他年幼无知，无法处理政务，掌管仁蚌巴家族的措杰多吉便以摄政官的名义，开始管理帕竹第悉的藏区政务。这种少主强臣的格局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权力斗争。措杰多吉在担任摄政官期间，将尊崇噶举派、压制格鲁派作为既定国策，大力推行有利于噶玛噶举派的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扶持新的势力，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家主的势力。
在1503年，仁蚌巴家族的权力人物顿月多吉在拉萨附近的萨纳玛地方，为噶玛噶举派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图丹曲科尔寺，企图以此来压倒黄教格鲁派的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在仁蚌巴家族和噶玛噶举派的联合打压下，格鲁派失去了往日的靠山，处境愈发艰难，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宗教活动也受到诸多限制，只能在暗地里默默祈祷，希望局势能够有所转机。即便是在我国西藏地区，失去了政治势力的庇护，宗教势力的发展都会受到致命打击。但是，命运再一次站在了格鲁派黄教这边。 格鲁派在困境中艰难求生之际，外部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仁蚌巴家族在权力斗争中逐渐失势，反而被自己的属臣辛厦巴家族所取代。1563年，辛厦巴家族的首领才旦多吉对仁蚌巴家族发动战争，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屡屡战胜仁蚌巴家族的军队，最终夺取了藏区政权，成为新的统治者。
但是，格鲁派教徒还没来得及开心，就发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问题。辛夏巴家族比仁蚌巴家族更为推崇噶玛噶举派，他们上台后继续对格鲁派进行打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格鲁派黄教的危机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深。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格鲁派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支持力量来摆脱困境。这一次，命运女神不开玩笑了，格鲁派的护教法王真的来了，不过，并不是藏区的政治势力，而是遥远的蒙古人。蒙古人在离开数十年之后，再一次左右西藏的地缘政治格局。黄教格鲁派也将在蒙古人的羽翼下真正实现涅槃重生。 正当格鲁派深感忧虑之时，蒙古土默特的俺答汗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俺答汗虽然将自己的部落经营得十分强大，连蒙古共主都对其退避三舍，但由于他只是旁支，无法获得成为全蒙古可汗的合法性。蒙古人一直都在四分五裂当中，各个部落之间由于生活习俗和地理阻隔，互相之间都不怎么对付，但是，成吉思汗将他们凝聚在一起，而且，带领着蒙古人走向了全世界。即便蒙元帝国的荣光不再，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影响力仍旧存在，蒙古人仍旧只相信黄金家族的统治。这一点和汉朝时期的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即便是强悍如俺答汗，他也不能僭越黄金家族大汗的统治权。其实，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算是避免了无限循环的自立为王和分裂，且在另一种层面上，成为了蒙古人继续壮大的桎梏。这种只看血统不看能力的固有认知，导致俺答汗无法在蒙古人圈子里走出来，直到藏传佛教格鲁派走进他的世界。
在得知黄教格鲁派的转世说后，他认为这可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神圣的支持，帮助自己实现成为全蒙古人大可汗的梦想。于是，他对黄教表现出了极大的皈依热情。这也算是互相成就了，毕竟，蒙古人俺答汗需要的是为自己统治蒙古人找一个神圣的外衣。而藏传佛教格鲁派则是走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藏人更迫切的需要蒙古人的战马和弯刀。格鲁派黄教的经书再好，也需要蒙古人的弯刀为其保驾护航。
其实，早在1574年，俺答汗便邀请格鲁派教主索南加措到自己的治所，但索南嘉措深知吊足对方胃口的好处，没有立即接受邀请，只是派自己的持律师尊追桑布前去。俺答汗见状，更加热切地渴望与索南嘉措会面，于是再次派侄子到西藏，再三恳求索南嘉措。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俺答汗还在青海湖畔精心修建了“仰华寺”，并亲自前往青海迎接索南嘉措。索南嘉措见时机成熟，便不再推辞，答应了会面请求。 到了公元1577年，双方在仰华寺见面。这次会面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可谓一拍即合。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大法会，在法会上，双方互赠封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封俺答汗为“彻辰汗”，俺答汗则封三世达赖为“达赖喇嘛”。这一封号的授予，标志着双方建立了紧密的政治和宗教联系。
此后，佛教在俺答汗的支持下，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蒙古高原，深入到蒙古人的生活和血液中。蒙古人对佛教的信仰日益虔诚，佛教逐渐成为蒙古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无论经历多少风雨，蒙古与佛教之间的联系再也无法分割，这种联系对蒙古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蒙藏之间的联系仍旧持续，即便是已经独立建国的外蒙古国，经历了沙皇俄国、苏维埃共产主义、蒙古国等不同时代的锤炼，烙印在蒙古人灵魂深处的西藏符号都历久弥新。
从地理和地缘上看，蒙古和西藏这两个高原非常的致命，是地球上面积很大但人口最少的两个地区。极端天气、超高海拔、无边无际的沙漠使得这两个高原在几千年里几乎没有往来。蒙古人和西藏人说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书写系统，吃不同的食物，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
按照常理来说，西藏人和蒙古人不应该有任何相同之处。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对于蒙古和西藏的历史没有了解的人们，甚至很难区分二者之间的区别。更具体一点的说，蒙古和西藏之间的相似是单向的。蒙古更像西藏，西藏是宗教、文化、习俗的输出者。不仅仅是外蒙古国的人们如此，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也很像西藏。
事实上，与西藏相似的地区还远远不止于此。基本上，每个受蒙古影响的地区看起来都很像西藏。不只是寺院类似，不只是街头随处可见的一些藏语词汇，像是藏语祝福的扎西德勒，在蒙古敖包上也会写上，而且，每一个词都是藏语。蒙古人甚至采用了藏历，藏族庆祝新年的这天，蒙古族也同样地庆祝新年。
其实，蒙古语本身就充满了藏语，一代又一代的蒙古人都用藏语名字。但是，许多的蒙古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藏语名字是什么意思。外蒙古国最后一位统治者是第八代博格达格根，也就是著名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这个宣布蒙古独立的人，甚至都不是蒙古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藏区的藏人。
而且，还不仅仅是他。第七、第六、第五、第四和第三代博格德·格根也是藏人。自1763年以来，外蒙古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除了第一任和第二任之外，外蒙古所有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全部都是藏人。就连第一第二代领导人，他们也在藏区呆过很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藏语！曾经是地球上最凶猛的蒙古人，却受藏人活佛统治数百年，且至今仍深受藏人文化和宗教的影响。
俺答汗成为黄教第一个“持教法王”后，黄教在其支持下得以扬眉吐气，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602年，既是俺答汗之曾孙，又被指认为四世达赖喇嘛的云丹嘉措，在数千名盔明甲亮的蒙古骑兵的护送下，进入西藏举行坐床典礼。这一盛大的场面充分展示了黄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以及蒙古人对黄教的支持。然而，土默特部的强盛在俺答汗去世之后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持教法王的力量削弱直接使得黄教再次陷入了危机。 1618年，辛厦巴家族首领彭措南杰，彻底消灭了已经被架空的帕竹政权，在噶玛噶举派教主“大宝法王”的册封下成为了藏巴汗，建立了噶玛政权，设首城于日喀则。原本就对黄教极为嫉恨的藏巴汗，在获得了正式统治权之后，立即下令中断达赖喇嘛的转世。在1612年，年仅28岁的四世喇嘛突然圆寂，人们已经在传说是被藏巴汗暗杀。这次不准转世的命令，更是直接要断掉格鲁派教主的传承，这无疑意味着，噶玛政权彻底消灭黄教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格鲁派教主危机，不但西藏的黄教僧侣和信徒们忧心如焚，更让信奉黄教的蒙古各部不能容忍。在禁令颁布的同年，喀尔喀部确科尔兄弟率军入藏，欲图迫使藏巴汗解除禁令，被藏巴汗击败。1619年，在青海驻牧的右翼土默特部首领率兵入藏，击败藏巴汗，禁止四世达赖灵童转世的禁令才作废。但他们也无法在西藏站住脚，很快撤回青海。不但如此，1632年，因为信奉红教而被信奉黄教的外喀尔喀三部汗王，排挤出漠北的绰克图台吉远征青海，击败土默特诸首领控制了青海全境。再加上统治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尔济是一位虔诚的苯教教徒，对格鲁派极为仇视。黄教的四周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了。 危机仍然迫在眉睫。1634年，随着蒙古共主，信奉红教的林丹汗被后金天聪汗皇太极击败，只能西撤至青海甘肃边境，蒙古林丹汗、绰克图台吉、第二任藏巴汗丹津旺布、白利土司结成了“反黄教联盟”。黄教已经命悬一线了。
土默特部作为持教法王，明显已经不可依靠。黄教的五世喇嘛环顾四周，将眼光落在了西藏北面的新疆西域，那里的天山草原正游牧着卫拉特蒙古人，幸运的是，在1610年，卫拉特四部蒙古人先后皈依了黄教，成为黄教虔诚的佛信徒。护教的责任，只能由他们来担当了。 在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授意下，几个化装成其他教派僧人的密使，携带密信前往卫拉特蒙古人部落，将密信亲手交给了四部卫拉特的盟主——和硕特部汗王顾实汗，希望他承担起新一代持教法王的重任，拯救黄教。 卫拉特蒙古人自西迁之后，逐渐分为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四大部，以和硕特部为盟主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先后与土默特的俺达汗和漠北喀尔喀三汗部作战。博贝密尔咱是第一任卫拉特联盟盟主，主持联盟事物凡二十余年。他死后，其子哈尼诺颜洪果尔继承和硕特部长之位，并成为第二任卫拉特联盟盟主。但哈尼诺颜洪果尔在1587年领导卫拉特联军与喀尔喀左翼阿巴岱汗作战时阵亡，卫拉特不得不屈膝于阿巴岱汗脚下，成为他的藩属。 哈尼诺颜洪果尔之子拜巴嘎斯继承其位，此人贪酒而无能。他在位时，联盟动荡不安，虽然屡次反抗喀尔喀，却是败多胜少。最后还是在准噶尔部首领哈拉忽剌的带领下才击败喀尔喀人，获得独立。既然不能领导联盟走向强盛，和硕特部权威沦丧，盟主地位几乎不保。1629年，拜巴嘎斯在家族争夺财产的内讧中被杀，天山草原一片混乱。所幸其弟图鲁拜琥继承其位，稳定局势，并与喀尔喀人达成和平协议。这位图鲁拜琥便是顾实汗。
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但卫拉特此时内部矛盾重重。土尔扈特部已经远迁伏尔加河；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哈拉忽剌之子实力强大，对于作为盟主的和硕特部已经不再服膺，冲突时常发生。再加上人口繁衍，畜群兴旺，原有的草场已经难以承受。 正在为和硕特生计和未来发愁的顾实汗，接到四世达赖和五世班禅的密信，高兴得如天降洪福。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那青海水草丰美，还是中原汉地与卫拉特蒙古部贸易的商业通道，有丰厚的商业利润可图。无论从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来说，出兵都是最好的选择。顾实汗立即答应了出兵护教。 但毕竟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虽然林丹汗已经在联盟成立不久后就病死，但绰克图台吉、白利土司、藏巴汗都有着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贸然进兵是很不明智的。为了做到知己知彼，顾实汗亲自率少数护卫化装成入藏朝圣的香客，途经青海进入西藏，沿途考察军情民情。到达拉萨后，秘密会晤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商定了进军计划。这位日后的持教法王，用毫不风光的方式面见了两位教主，这比俺答汗时代是寒酸了很多。但这次会晤，却标志着一个新的汗国即将建立起来，近一个世纪青藏高原地区，将处在一个持教法王家族的统治之下，黄教将迎来它诞生以来的最辉煌的时刻。
虽然，法王和教主不会永远琴瑟合鸣。和硕特部是四部卫拉特中的，唯一黄金家族后裔为首领的部落，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儿的子孙。有人说，正是因为有高贵的血统，才使得他们在卫拉特中成为盟主。这实在有些一厢情愿，自从北元时代开始之后，卫拉特一直都是蒙古正统派的大敌，对于黄金家族极为蔑视，可汗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傀儡。在也先时代，甚至连傀儡都不让黄金家族的子孙来做，直接自称大元天圣可汗。哪里会因为什么黄金家族的血统，便把本部的盟主让出去？ 之所以和硕特能够成为四部卫拉特的盟主，源于在也先死后，蒙古重新分裂，卫拉特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绰罗斯部也分裂为准噶尔和杜尔伯特两部，在力量分散下，和硕特趁势而起夺取了盟主地位。在顾实汗的哥哥拜巴噶斯汗时期，准噶尔首领哈喇忽剌崛起，开始侵夺盟主之位。哈喇忽剌的儿子巴图尔珲台吉更为强悍，甚至有了刀兵相见的架势。继承哥哥汗位的顾实汗努力化解两部的矛盾，虽暂时无事，但终究一山难容二虎。顾实汗的南征，便在这样局势下，成为最好的永远化解纷争的办法。 从拉萨回到卫拉特后，顾实汗开始了南征的准备，不但动员了和硕特的人马，还向准噶尔、土尔扈特、辉特、杜尔伯特各部调兵。土、辉、杜等部势力弱小，自然奉命，而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明白，顾实汗此举实际上是把卫拉特盟主之位和天山草原都让给了自己，交换条件就是自己帮助其攻打青海。这样的买卖，怎么看都是合算的。
战争动员顺利地完成了。1636年秋末，顾实汗率领卫拉特联军从伊犁出发南征青海，卫拉特各部首领几乎全部参加，除了顾实汗外，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岱青；土尔扈特部的墨尔根济农、衮布伊勒登；辉特部的苏勒坦台什、苏木尔台什；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什、保伊勒登全都率部从征。卫拉特出现了暂时的“无政府”状态，以至于俄国派使臣在这一年来到卫拉特访问，一个重量级的领导都没有见到。 大军穿越塔里木盆地，乘冰冻越过黑达河大沼泽地后，进入青海，在如今青海省乌兰县的卜浪沟休整兵马，等待时机与绰克图台吉决战。绰克图台吉能够从漠北一路杀到青海建立霸权，也绝不是庸懦之辈，听闻卫拉特大军压境，立即调动人马与之对峙。 两军在1637年正月正式交战，顾实汗以一万精兵迎战绰克图台吉三万人马，战斗惨烈异常，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后来这里的地名就被称为乌兰和硕，蒙语的意识是血染的山。顾实汗以少胜多大败绰克图台吉，长子达延台吉率军紧追绰克图台吉残部，一直追到哈尔盖全歼敌军，绰克图台吉慌不择路，躲在一个旱獭洞里，仍然被找到，这个称雄一时的人物就在这窝囊的状态下被俘杀。 青海之战结束，顾实汗赠送各部首领很多礼物进行酬谢，尤其是对巴图尔珲台吉，不但礼物丰厚，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各部首领心满意足，纷纷率军返回卫拉特，而顾实汗则率和硕特部留在了青海，准备进一步统一青藏高原的行动。 巴图尔珲台吉返回卫拉特后，在博克塞里建立城市，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与顾实汗的继子鄂齐尔图汗，拜巴嘎斯之子一起掌管卫拉特，这就是后来雄霸中亚的准噶尔汗国的肇始。也许无论顾实汗还是巴图尔珲台吉都没有料到，整整八十年后，结束和硕特汗国和持教法王家族历史的，正是现在既是盟友又是亲家的准噶尔。
安排妥善后，1638年顾实汗再次化装成香客来到拉萨，面见五世达赖。由于绰克图台吉的覆灭，黄教的气势已经壮了不少，不再是偷偷摸摸，而是举行了隆重法会，达赖喇嘛封顾实汗“丹津崔吉扎勒布”称号，这是藏语，也就是“持教法王”。 如此大的动静，藏巴汗丹津旺布竟然没有得到消息，顾实汗获得封号后安然回到青海，也没见这位藏巴汗采取什么行动。任何政权的灭亡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从藏巴汗的迟钝，也就不难预测噶玛政权已经离倾覆不远了。 统治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尔济，倒是比藏巴汗更敏锐地感到了危机，联盟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绰克图台吉迅速败亡，使他大为吃惊，为了共同对敌，顿月多尔济向藏巴汗送出密信：“非常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盟友绰克图台吉被消灭了，虽然如此，明年我将在喀木（康区）集中起一支兵，把它带到卫。同时你也应当带着后藏的兵来，我们一起消灭格鲁派，让他们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这不失为以攻为守的好策略，可偏偏带着这封信的密使被格鲁派的僧人擒获，并将信转交给顾实汗。没有材料显示顾实汗在收到这封信之前有用兵康区的打算，这一回，不先发制人是不行了，白利土司引火烧身。 1639年5月，顾实汗率军“如黑色狂风一样”攻入康区，白利土司率军拼死抵抗，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连战连败，甘孜等地相继失守，1640年11月，康区全境被顾实汗占领，白利土司顿月多尔济被俘杀。顾实汗释放了白利土司关押的各派僧人，并安抚百姓，获得各教派徒众的拥护。接下来，便是进军西藏地区，消灭在盟友受难时按兵不动的藏巴汗，完成护教大业了。 1641年底，顾实汗做出从康区返回青海的假象，迷惑藏巴汗，半途中突然改道杀入西藏。毫无准备的藏巴汗丹津旺布被打得大败，一个又一个宗城失守，最后只能退守日喀则。
丧城失地的藏巴汗此时才后悔没有积极和盟友们配合，如今敌人兵临城下，取胜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为了能苟延残喘，他向四世班禅罗桑曲杰等高僧求告，希望他们从中斡旋，使顾实汗罢兵。 四世班禅本着不忍生灵涂炭的慈悲心亲赴顾实汗大营进行调解。顾实汗对班禅极为尊重，但提出，藏巴汗必须交出政权和军队，自己可以给他保留一个庄园让他安度晚年。至于划疆而治之类的条件，根本不予考虑。 毕竟也是一方之雄，面对这样苛刻的条件，藏巴汗愤而再战。双方在日喀则城下激战数场，藏巴汗军仍然连连失利。没有了强硬的本钱，藏巴汗只得答应了顾实汗的条件，宣布无条件投降。 1642年，藏巴汗丹津旺布交出首城日喀则以及茶叶、酥油、糌粑、金银珠宝一千余驮，在顾实汗面前认罪，噶玛政权灭亡。 五世达赖和顾实汗原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给藏巴汗几处庄园当寓公。但藏巴汗的旧部，以及噶玛噶举派的地方势力仍然打着他的旗号四处动乱。为了剪除乱源，顾实汗只得食言，将他装进牛皮袋扔进雅鲁藏布江。 至此，已经61岁的蒙古人顾实汗完成了统一青、藏、康区的大业，成为青藏高原的最高统治者——“全藏三区之王”。他将首城迁到拉萨，在布达拉宫设无畏狮子宝座，作为自己的行政处所，囊括整个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从此建立。 作为持教法王，顾实汗请达赖从扎什伦布寺搬到布达拉宫，将八思巴所用的法器、西藏十三万户的税收，以及从日喀则缴获的大量珍宝都奉献给达赖，奉达赖为藏传佛教最高教主，但同时，蒙古大汗也请四世班禅坐床扎什伦布寺，掌握后藏教权，使得格鲁派出现了两佛并尊的局面。
至于一直排挤格鲁派的噶玛噶举派，顾实汗镇压了他们的反抗，将大量噶玛派寺院改为格鲁派。格鲁派作为藏传佛教最大教派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他自己和长子达延台吉率军常驻拉萨，其他八个儿子回驻青海，成为掌控青海的“八台吉”。康区的税收支持青海的军队，青海的军队作为汗权的保证。顾实汗的狮子宝座固若金汤。 一个强大汗国的横空出世，西藏周边的小国自然要选择其作为自己的靠山，“印度之拉克新王，尼泊尔之雅木布王，阐旦王（拉达克王）等边境小国君长，亦多进方物为贡”，成为汗国的藩属。《哲孟雄王统记》记载，锡金第一代统治者朋素克纳姆扎勒也与汗国建立邦交，成为联盟。 而此时，中原的“天朝上国”大明王朝在汉人起义军和满清帝国的内外夹攻下已经摇摇欲坠。为了汗国的长治久安，顾实汗必须与将要取而代之的中央朝廷建立联系。不得不承认，顾实汗有相当的眼光，他没有选择好象最有希望的农民军，而是将宝押在了还未入关的满清身上。刚刚稳定了青藏局势便派出使团前往盛京建立联系，献上贡品，受到满人皇太极的赞赏。 果然，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皇帝迁都北京，成为了中原朝廷新的统治者。随后便遣使西藏，请达赖入京，但因为战乱未平，不能成行。1652年，五世喇嘛进京面见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让达赖喇嘛携带金册金印入藏，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正式承认了顾实汗作为庶邦君长的身份。 1655年初，和硕特汗国开国汗王，持教法王家族第一代法王顾实汗病逝于拉萨，享年73岁。长子达延台吉继承汗位，也成为第二代持教法王。也许是贪图青海的宜人气候，或者是对于家族权势的自信，达延汗继位三年后才来到拉萨。三年，时间并不长，但也就在这短短的三年中，五世喇嘛开始了扩大教权染指政权的活动，持教法王的权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1642年，经过288年的内讧和分裂之后，西藏再次”统一“，或者说再次被蒙古人”征服“。只是这一次，是以藏传佛教的黄教之名。这个蒙古大汗，带着一支小军队，不仅使黄教免于灭绝，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整个西藏置于黄教之下。固始汗征服西藏后，建立和硕特汗国，并将10万漠西蒙古人迁往青海，他们后来被称为青海蒙古人。
大多数青海蒙古人现在已经完全藏化了，他们长得像藏族，穿藏族衣服，吃藏族食物，日常生活中说藏语，早就不会说蒙古语了。分辨他们是蒙古人，而不是藏人的唯一方法，就是查看他们的身份证。在所有蒙古人中，青海蒙古人的藏族化程度最高。在彻底消灭竞争对手之后，固始汗任命五世DL喇嘛为西藏的统治者。五世DL喇嘛后来将拉萨定为西藏的首都，1649年修建布达拉宫。从此黄教一直称霸藏传佛教。当西藏的一切终于尘埃落定，它周围的三片大地，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五世DL喇嘛，无论愿意与否，都将参与其中，并改变了东亚的权力结构。 顾实汗留下的狮子宝座，开始隐隐出现了松动。1654年，顾实汗病重，但并没有人认为他会迅速蒙受佛祖的召唤。公元1660年，对于和硕特汗国来说，太平无事。这两个看似平静的年份，有两个孩童先后进入拉萨，成为五世喇嘛的弟子。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而这两个孩子，却是日后在西藏、西域甚至整个东亚掀起海啸般风潮的人物。 1654年来的孩子，家乡在遥远的卫拉特，是准噶尔汗国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个儿子，他被认为是尹咱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入藏学习佛法。他的俗名叫做噶尔丹。
日后，他将成为准噶尔汗国的“博硕克图汗”，统一卫拉特各部，将准噶尔汗国推向极盛，还将在天山南北和中亚的土地上掀起无尽的兵戈，成为康熙大帝一生中最为强劲的对手之一。
1660年来的孩子，家乡在西藏山南地区，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曾经是帕竹政权的重要支柱。他的名字，叫做桑结嘉措。
日后，他将成为五世达赖喇嘛最信任的弟子，在五世达赖圆寂后，他将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掌握西藏政教大权近二十年，他的一生，将与噶尔丹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在西藏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达延汗继位后，并没有立即前往拉萨。这使得五世喇嘛有了可乘之机，他开始在西藏内部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任命亲信担任重要职务，加强对宗教事务的控制，同时也试图插手政治事务，这引起了和硕特贵族的不满。 1658年，达延汗终于来到拉萨，但此时他发现，五世喇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实际权力。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达延汗试图维护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而五世喇嘛则希望进一步提升格鲁派的权力，削弱和硕特部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桑结嘉措成为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得力助手。他聪明睿智，极具政治才能，深得五世达赖喇嘛的信任。在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下，桑结嘉措积极参与西藏的政治事务，与和硕特贵族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噶尔丹在卫拉特地区也逐渐崭露头角。他在西藏学习佛法期间，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回到卫拉特后，他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和实力，开始统一卫拉特各部。他先是击败了其他竞争对手，成为准噶尔部的首领，然后又逐步征服了其他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
噶尔丹的崛起引起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他不断扩张领土，与清朝发生了冲突。而此时，西藏的局势也变得更加复杂。五世喇嘛去世后，桑结嘉措为了维护格鲁派的利益，决定秘不发丧。他对外宣称五世喇嘛正在闭关修行，继续以五世喇嘛的名义发号施令。 桑结嘉措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和硕特部的怀疑，但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在这期间，桑结嘉措继续加强自己的权力，他与噶尔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试图借助噶尔丹的力量来对抗和硕特部。 噶尔丹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也乐于与桑结嘉措合作。他希望通过控制西藏，获得宗教上的支持，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噶尔丹与桑结嘉措相互勾结，在西藏和西域地区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 1682年，五世喇嘛实际上已经去世，但桑结嘉措仍然秘不发丧。他继续利用五世喇嘛的名义，与噶尔丹进行密谋。噶尔丹在这一时期不断对外扩张，他先后征服了哈萨克、布鲁特等部落，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1682年，传奇的五世DL喇嘛圆寂了。他的死在接下来的15年里一直对外保密。与此同时，噶尔丹帝国的一切进展顺利。到1685年，准噶尔汗国已成为中亚最大的国家，噶尔丹已经准备好向东进军挑战康熙了。一开始，他们进展顺利。准噶尔军一度抵达距离北京仅350公里的乌兰布统。康熙亲自率军与准噶尔作战，击败了噶尔丹，吞并了外蒙古。噶尔丹于1697年去世。同年，康熙收到来自西藏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五世DL喇嘛圆寂了，但并不是在1697，而是在15年前的1682年圆寂。一方面，康熙对于被蒙在鼓里这么久感到极为愤怒，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他支持下一世DL喇嘛的绝佳机会，还可能将西藏纳入他的帝国。但唯一的问题是，准噶尔蒙古人、青海蒙古人、以及藏人自己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快就达到了白热化，两个联盟松散地建立起来。
青海蒙古人和满人对战准噶尔蒙古人和藏人。每个联盟都认定了自己的六世DL喇嘛，并声称对方的六世DL喇嘛是假的。因为这里的逻辑是，谁控制了下一任DL喇嘛，谁就控制了黄教，谁控制了黄教，谁就控制了西藏，而他们都想要西藏。于是，一场诸王之争开始了。经过多次战斗，康熙取得了胜利。他的军队将七世DL喇嘛带到拉萨，西藏臣服清朝。在这场大混乱中，许多西藏城市被摧毁，红教僧人遭到系统性屠杀，西藏摄政王被杀，青海蒙古大汗被杀，两位六世DL喇嘛：一位在前往北京途中去世，一位在北京失踪，康熙皇帝本人也死了。雍正继位后，年妃的哥哥年羹尧，彻底的平定了青海蒙古人的叛乱。自此，满清控制西藏直到20世纪初。满族人已经与蒙古人进行了太多战争了，并且有大量的蒙古人生活在清帝国中。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案，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问题。而现在，随着西藏的归顺，满族皇帝终于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对蒙古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关于藏传佛教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黄派世界的至高精神领袖不是两个，而是四个。
西藏有两位，即DL喇嘛和班禅喇嘛。外蒙古有一个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内蒙古也有一个（章嘉呼图克图）。
蒙古地区的这两个呼图克图，现在的传承都已经中断了。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去世之后，外蒙古国的共产党政权宣布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终止了，虽然，后面还有一个第九世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至于外蒙古国的的活佛，就要等到外蒙古的近代史再详细的讲解，只是我不确定能不能坚持到那一天。内蒙古的这个章嘉呼图克图的传承也断了。其实，这个章嘉呼图克图的驻地在张家口，张家口的章嘉呼图克图就很好记忆了。章嘉呼图克图在解放战争之后，作为蒙古的活佛，和孔夫子的传人、道教的张家后人，一股脑的跟着蒋介石跑到了台湾。
所以，在谈论控制整个黄教时，真正谈论的是完全控制这四个活佛世系。到康熙去世时，满族只控制了内蒙的活佛世系。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只要满人不把四个世系都控制住，清帝国的蒙古人并没有真正融入。因为相较于满人皇帝，他们更忠于活佛。那么，乾隆是如何控制其他三个世系的呢？公元1756年，一位外蒙古王子加入准噶尔的叛乱，反抗乾隆。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起义，王子并未得到多少支持。
1757年1月，乾隆轻松击败了他，将他和他的全家带到北京，并将他们凌迟处死。在今天的外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有一尊他的雕像。乾隆随后派遣了一支行刑队前往外蒙古，杀死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叛乱分子。同情王子的贵族也会被处决。遇难者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成吉思汗嫡系第二代外蒙古活佛的弟弟，而他的死激怒了外蒙古众多的贵族家族。后来，第二任外蒙古活佛本人，外蒙古最高精神领袖也“去世”了，享年34岁。
有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死与乾隆有关，但没有明确的证据。然而，乾隆的行动确实胜于雄辩。因为在第二任外蒙活佛圆寂的同一年，乾隆下令，未来所有外蒙活佛的转世都在藏人中寻找，这将真正的控制外蒙古。从此以后，外蒙古活佛从第三世一直到第九世都是藏人。而现在，四大神圣世系中，有两个已被搞定，还剩两个。雍和宫最初是雍正的宫殿，也是乾隆的出生地。但后来，当雍正继位康熙之后，搬进了紫禁城，把这里改造成了一座半宫殿半寺院的建筑。乾隆继位之后，去掉了宫殿的那部分，并将这个地方彻底改造成一座寺庙，此后，雍和宫成为满族皇帝处理西藏事务的中心，也是青海、西藏、内蒙古、外蒙古多位活佛的住所。镇压了准噶尔人，并巩固了满族在外蒙古和西藏的权威后，乾隆深思熟虑后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他不能完全控制黄教，另一波叛乱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为了让他的百姓放心，活佛对他绝对没有影响力。
乾隆颁布法令，彻底改变了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乾隆支持黄教，是因为不想再处理蒙古问题了，他也认为整个转世的系统都是无稽之谈。佛陀并非生来就是佛陀，所以，蒙古、西藏诸活佛未来转世，包括DL喇嘛和班禅喇嘛，都必须经历这个筛选过程。藏人将用三种不同的语言：满文、蒙古文和中文 。
在这些象牙小条上写下候选人的名字，把条放进金瓶里，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他们会在佛陀面前祈祷几天。而这整个过程，都将受到满人的监督。这就是乾隆想出的办法，来取代神秘的轮回制度。确实有些道理。这比轮回系统更直观易懂。就这样，黄教四大圣脉全部被控制了。一旦黄教沦为满清资助的控制蒙古人的工具，一切都变了。满清朝廷出台了一系列推广黄派的政策。设计了一套等级系统；喇嘛被赋予高贵的头衔和特殊的社会地位。政府给喇嘛们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和奖励，并为蒙古人建造了数千座寺院。因为毕竟建造寺庙和支付喇嘛的费用比与蒙古人进行战争要便宜得多。
在满族的大力支持下，黄教在蒙古人中如野火般蔓延。它不仅改变了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重塑了蒙古人的社会结构。理论上来说，僧侣是不允许生孩子的。但当时的蒙古人自己并不介意，因为在蒙古高原的恶劣条件下，当喇嘛是一个绝佳的人生选择。喇嘛身份不仅保障了你的生计，也为你的家人带来了荣耀。就这样，蒙古社会全面藏化的最后阶段开始了。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开始用藏语给孩子起名，用藏药治病，并采用藏历和藏族节日。到了20世纪初，蒙古社会变得高度病态。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围绕寺院建造的。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是僧侣，这个比例甚至比西藏还要高，蒙古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寺院的居民或家属。
1900年，内外蒙古各级活佛多达243人，寺院2000多座。这片曾经孕育出地球上最可怕士兵的土地，如今却成为了喇嘛的孵化器。到了辛亥革命之后，蒙古的革命党人在外蒙古夺取政权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时，他们决心实现蒙古社会的现代化，却面临着庞大的佛教社会体系佛教社会体系容纳了太多人口，垄断了教育和医疗服务，并控制了大部分国家财富。这场革命者与僧侣之间的斗争持续了近二十年。然后1937年以来，外蒙古所有寺院被毁或解散，藏传佛教被取缔。到了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僧侣要么被杀，要么被拘禁，要么还俗。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只有蒙古国最大、最重要的甘丹寺作为旅游景点开放。1990年后，佛教在外蒙古国复兴，目前约有200座寺庙。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53%的蒙古人信仰佛教。蒙古人就是这样被藏化的。这一切从成吉思汗和萨满阔阔出之间的权力斗争开始，由萨迦班智达介绍给阔端汗，由忽必烈汗和八思巴法王推动，由阿勒坦汗和三世DL喇嘛复兴，由固始汗和五世DL喇嘛巩固，并在满人皇帝的统治下全面兴起。这是一段充满妥协与合作的历史——藏传佛教总是寻找最强大的保护伞，并且竭尽全力使其皈依，赋予其统治合法性，并寻求保护。
先是寻求蒙古人庇护，后来是满人。这就是黄教如何生存和发展的，正是在这长达数百年的过程中，蒙古社会发生了巨变。猎人成为了猎物，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当黄教本身失控，并阻碍社会变革时，它同样也被镇压了，就像红教和萨满教被镇压一样。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宗教都必须与国家合作。有利于国家则兴，有损于国家则亡。对于皇帝来说，宗教一直是工具。他们最感兴趣的，当然不是宗教带来的什么内心平静，这些是给老百姓看的。 回头再说噶尔丹，他的扩张行为引起了清朝的警惕。康熙皇帝决定采取措施，遏制噶尔丹的势力。清朝与噶尔丹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在西藏，桑结嘉措的行为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不满。和硕特部的拉藏汗决定揭露桑结嘉措的阴谋。他率领军队进入拉萨，与桑结嘉措的军队发生了冲突。在战斗中，桑结嘉措兵败被杀。 桑结嘉措的死，标志着格鲁派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但此时，西藏的局势已经陷入了混乱。拉藏汗成为了西藏的实际统治者，但他的统治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蒙古人噶尔丹在与满人清朝的战争中逐渐陷入困境。他的军队虽然勇猛善战，但面对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他最终还是失败了。1697年，噶尔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毒自尽。 噶尔丹的死，使得准噶尔汗国陷入了内乱。清朝趁机出兵，对准噶尔汗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经过多年的战争，清朝最终平定了准噶尔汗国，统一了西域地区。 在西藏，拉藏汗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太久。1717年，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派军入侵西藏，拉藏汗兵败被杀。准噶尔军占领了拉萨，对西藏进行了残酷的统治。清朝得知西藏被准噶尔军占领后，决定再次出兵西藏。1720年，清军在岳钟琪等人的率领下，进入西藏，击败了准噶尔军，恢复了西藏的和平与稳定。 此后，清朝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管理。清朝的满人皇帝设立了驻藏大臣，负责监督西藏的政治事务。同时，清朝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规范了西藏的宗教和政治制度。 在清朝的统治下，西藏地区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格鲁派在西藏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但和硕特部的势力已经被削弱。西藏与清朝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西藏成为了清朝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蒙古人和西藏人的视角来看，喇嘛与大汗之间的故事是中华民族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宗教与政治相互交织，影响了双方的历史发展进程。蒙藏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起伏和变化，从最初的接触与合作，到后来的矛盾与冲突，再到最终的融合与统一。 这段历史不仅展示了我国的蒙藏两个民族，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也反映了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为我们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珍惜民族团结，共同推动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统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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