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唐卡 沃唐卡官方告知：由于一些唐卡画师的手机像素偏低，有的唐卡实拍图未必能清晰表达出整幅唐卡的效果，需要订购和了解详情的朋友可联系沃唐卡，告知唐卡编号即可了解该唐卡的细节及相关介绍。
“沃唐卡”官方唐卡（中国唐卡）评估等级/品类标准：
【入门级/精品级–旅游纪念品】–【珍藏级–工艺美术品】–【收藏级与艺术级–收藏艺术品】
沃唐卡24小时短信咨询热线：13661344269（提供“沃唐卡”唐卡编号可通过短信询价）
沃唐卡微信（wechat）咨询号：MasterQiRu（收藏级与艺术级唐卡设计定制）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一直是中原王朝面临的棘手难题。强如汉唐，亦饱受匈奴与突厥的袭扰之苦。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使其如同不羁的草原之风，即便中原王朝凭借武力暂时将其击退，也难以实现长久的有效管控。一旦中原王朝国力稍有衰微，无力进行强力压制，这些北方游牧部族便会如潮水般再度威胁中原大地，如此循环往复，成为历代中原王朝难以根治的顽疾。 明清时期，北方草原的主人是曾征战至欧洲多瑙河流域的蒙古族。明朝取代元朝后，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多次挥师北上，对退往北方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予以沉重打击。然而，终明一代，蒙古与明的战火从未熄灭，双方的战争持续不断，消耗着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为明朝统治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
清朝却以其独特的统治策略，成功解决了这一让历代中原王朝头疼不已的问题，将蒙古地区稳稳纳入国家管理体制之中，使其成为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清朝对蒙古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实行封爵俸禄等级制。蒙古领主归服清朝后，清朝统治者依据他们的忠顺程度、贡献大小、在部内的地位及影响力，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位。对于贡献和影响相对较小的蒙古贵族，也遵循其传统，授予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爵。 获得世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尽享各种特权与优厚待遇。从亲王到辅国公等爵位者以及札萨克一等台吉、乾清门行走的一等台吉、额驸、达尔罕等，每年均可领取清廷赐予的岁俸。
清初，还规定蒙古王公贵族按爵位世袭享有一定数额的随丁、墓丁和陪嫁户。这些法定的服役人，是清朝统治者给予蒙古封建王公贵族的特殊待遇，不得随意裁汰，成为其地位和特权的象征之一。 公元1648 年，清顺治五年，清朝又规定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年节来京朝觐，即年班制度。这既是清朝统治者给予蒙古王公的礼遇，也是进一步争取、感化他们的重要措施和政策。年班王公来京朝见皇帝，参与赴宴、观灯等活动，还能分得皇帝赏赐的雕鞍、银茶筒、茶盘、茶叶、布、缎衣、帽、撒袋、腰刀等物品，让他们亲身感受清朝的皇恩浩荡，从而增强对清朝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蒙古王公贵族不仅享有上述待遇和特权，其权益还受到清朝法律的严格保护。清初法律规定，蒙古王公误杀或故杀平民，只需罚牲畜；而平民若诽谤或恶语中伤王公，则要罚牲畜，这种法律上的不平等，进一步巩固了蒙古王公贵族的地位和特权。 此外，蒙古封建上层喇嘛也享有与札萨克王公同等的特权和待遇。清朝赐予他们活佛、呼图克图、大国师、禅师、达喇嘛等封号，给予印信和敕印，确认他们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地位较高的上层喇嘛与札萨克王公一样，按年班漠南漠北达喇嘛为六班来京朝见皇帝，同样能得到丰厚的赏品。
清朝通过这一系列完善且具有针对性的统治策略，成功地将内外蒙古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实现了对蒙古部落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为清朝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融合进程中书写了独特而重要的篇章。但是，在实现有效管理之前，满清八旗士兵是如何征服内外蒙古地区的呢？
早在元朝末年，朝纲崩坏，天下大乱。值此风云变幻之际，公元1368 年秋，明将徐达与常遇春挥师于山东临清会师，剑指蒙元残余势力，发起了最后的致命一击。是年 9 月初，明军长驱直入，直抵通州城下。元帝妥欢帖木儿在端明殿紧急召集群臣，共商避敌之策，商议如何躲避明军的兵锋，逃离京城。蒙元大汗下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理国政，丞相庆童留守大都，自己则于当夜三更时分，携带着后妃与太子，从北边的健德门出城，趁着夜色仓皇逃亡元上都，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
在9 月14 日，徐达的部队兵临元大都齐化门，即今日之朝阳门。明军将士们迅速取土填平城壕，继而搭起云梯，奋勇登城。徐达登上齐化门城楼，果断下令将帖木儿不花和庆童斩首示众，并俘获了六名蒙古王子，缴获两枚玉印以及元成宗的玉玺。随后，徐达又严令封闭城中的府库和宫殿，妥善保管其中的财物与珍宝。妥欢帖木儿逃至上都后，尚不足一年，这座昔日的陪都便也被徐达的大军攻陷。无奈之下，他再度踏上逃亡之路，前往鲁王的封地应昌城，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最终因痢疾病逝于此，朱元璋赐其谥号为元顺帝，也就是所谓的元惠宗。
对于朱元璋来说，元惠宗的主动撤退，减少了明军将士们的伤亡。驱除鞑虏的目标也达成了，至少，在中国北方地区，蒙古皇帝已经逃跑了。只不过，在此之前，匈奴南下、鲜卑南下、突厥南下，在南下之后，要不被击溃，要么就和汉人融合在一起，要么就从汉地和草原彻底的消失。但是，元惠宗的主动撤退，使得蒙古人的帝王传承并没有消失。蒙古人没有像匈奴人一样，彻底的归顺汉人政权，也没有像鲜卑人一样，与汉人民族融合在一起。突厥人向西，在汉地和草原消失。但是，元惠宗却仍旧在蒙古草原上。元朝灭亡了。北元王朝却正式建立了。对于汉人政权来说，元顺帝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对于蒙古人来说，元惠宗则是北元政权的开国者。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成为了历史上南下汉地建立政权，百年之后又全身而退，返回蒙古草原继续皇帝国祚的第一人。
明军乘胜追击，很快追至应昌。顺帝之子元昭宗无奈之下，再度逃往漠北的成吉思汗故都和林，在那里艰难地组织起北元朝廷，与明朝形成对峙之势。1378 年，元昭宗撒手人寰，其弟脱古思帖木儿，也就是元益宗继承了元朝皇帝之位，宣布年号为天元，故而在史书中也被称作天元帝。1388 年，朱元璋毅然发动第六次对蒙北伐，天元帝不幸被其部将也速迭儿，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的后裔弑杀。自此以后，自忽必烈传承下来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嫡系对蒙古政权的掌控力开始土崩瓦解，众多蒙古部落纷纷宣布自立，不再听从蒙元中央政权的号令。
1388年，蓝玉率军十五万北伐，4月12日，明军抵达捕鱼儿海。北元太尉被杀，皇子、汗妃、宗亲、大臣五十多人被俘虏。北元的蒙古将领2000多人、七万多蒙古将士，十五万牲畜被俘获。元益宗、太子、丞相仅仅数百人在仓惶中逃走。蓝玉大军大获全胜。北元政权基本上崩溃。作为一个政权，北元的行政结构和军事组织，已经在蓝玉的打击之下，趋近于灭亡。元益宗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但是，黄金家族可不止他一个。元益宗是忽必烈这一支的后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是黄金家族的后裔。按照蒙古人幼子守灶的传统，还有蒙古部落召开的忽里台选举大汗的会议决定。拖雷的小儿子阿里不哥才是蒙古大汗位置的继承人，在忽必烈的武力干涉之下，阿里不哥败退到北方。 公元1399 年，脱古思帖木儿的儿子额勒伯克，元康宗在征讨叶尼塞河上游吉尔吉斯部落时，惨遭吉尔吉斯首领鬼力赤的毒手；1402 年，额勒伯克的儿子坤帖木儿，元愍宗亦被鬼力赤杀害。鬼力赤随后被鞑靼首领阿鲁台拥立为大汗，鬼力赤果断去掉了“北元”国号，自称为可汗。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元朝彻底走向了灭亡，其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蒙古人妥欢帖木儿的这一做法，在蒙古草原上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元朝政权北撤草原之后，成为了北元。在几百年之后，来自东北的满族人，也受到了妥欢帖木儿的启发。对于蒙古人和满族人来说，蒙古草原和东北大地是他们的退路。所以，在清王朝数百年的统治之中，东北的白山黑水只有极少数的人们生活。满清严禁汉人大幅度的迁入东北，直到晚清才被迫的改变政策。蒙古人和满族人之间有着军事联姻的合作关系，内外蒙古都限制汉人迁入。
元惠宗的病逝，可算是真正的顺天应命了。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也就是必力克图大汗。在爱猷识理达腊时期，扩廓帖木儿成为蒙古人的希望所在。朱元璋组织了北伐，徐达和扩廓帖木儿多次交手，在一段时间内，扩廓帖木儿反而占据了上风。明军的这次战败之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政权，也倒向了蒙古人。朝鲜人将已经使用的明朝洪武年号，更改成了蒙古人的宣光年号。蒙古人的胜利，极大的刺激了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以为中兴有望的蒙古大汗，不顾朱元璋的主动示好，不顾扩廓帖木儿等蒙古大臣的劝谏，执意南下与明军作战。灭亡之人一定会疯狂，在此之后，北元的皇帝只能居住在哈拉和林，再也没有进入汗八里大都城。
在明朝时期，影响中央之国最深远的则是瓦剌部落。而在成吉思汗时期，瓦剌部落还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瓦剌部落就是清朝时期的卫拉特蒙古人，在铁木真的时代，瓦剌-卫拉特的名称是斡亦拉特部。斡亦拉特部、不里牙惕部、巴尔虎部、秃麻部、秃巴思部（图瓦部）、吉利吉思部等部落属于森林渔猎部落，在《蒙古秘史》中，这些部落就是著名的“林中百姓”。林中百姓的大多数属地，如今已经不在外蒙古国的境内。
秃巴思部（图瓦部）在俄罗斯南部的图瓦共和国境内，瓦剌-卫拉特-斡亦拉特部则和图瓦部一样，这一块地区被称之为唐努乌梁海，都已经在俄罗斯的境内。成吉思汗时期，林中百姓归顺，也成为了蒙古的一部分。后来，元顺帝北遁之后，蒙古之前辉煌的部落纷纷衰弱。曾经的林中百姓的一部分开始崛起。瓦剌-卫拉特-斡亦拉特部成为了明朝时期最严重的威胁。鞑靼和瓦剌始终是明王朝的心腹之患，但是，明王朝和蒙古人之间，也似乎达成了某种诡异的平衡。即便是蒙古人的战斗力强悍，面对庞大的汉人人口基数，其彻底征服也是不可能的。明王朝虽然有着较强大的农业文明，但是，受限于蛮夷戎狄理论和朝贡体系的限制，汉人皇帝也始终无法根除蒙古人的威胁。 从历史的长河中溯源，蒙古民族的分布区域大致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广袤地带，额尔齐斯河为鄂毕河之上游。依据生活方式的差异，蒙古民族可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其一为居住在蒙古大草原和戈壁，以游牧为生的草原百姓，其中涵盖了源自东胡﹣室韦系统的蒙古部，孛儿只斤、札答兰等部落、塔塔尔部即鞑靼部、弘吉刺部，以及源于铁勒﹣突厥系统的克烈部、乃蛮部等部族。在蒙古帝国创立之初，这支游牧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帝国崛起的重要基石，成吉思汗便姓孛儿只斤氏，而孛儿只斤氏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博尔济吉特氏，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便出身于这一族。
另一部分蒙古人则居住在蒙古大草原，所谓的中央蒙古的东边、西边和北边，主要从事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被“草原百姓”称作“槐因亦尔坚”，意为“林中百姓”，包括生活在兴安岭一带的巴尔虎，也就是八刺忽，生活在贝加尔湖东西两岸的布里亚特，即不里牙剔，生活在阿尔泰山和叶尼塞河上游的卫拉特，也就是斡亦刺剔，即明朝之瓦刺、清朝之厄鲁特，以及生活在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与吉尔吉斯人为邻的乌里雅苏台等部族。元朝灭亡后，中央蒙古地区大致分裂为三个主要部分：东边是鞑靼，西边为混有突厥诸民族血统的瓦刺，东南边靠近汉人居住区域的则是兀良哈。 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曾派遣使者前往鞑靼，试图与其修好。然而，使者却惨遭杀害，这一事件彻底激怒了朱棣。于是，在 1410 年，朱棣毅然亲自率领大军出征，挥师攻打鞑靼。在明军的强大压力之下，鞑靼丞相阿鲁台率领一部分军队向东逃窜，而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则逃往西边的瓦刺部，1408 年，阿鲁台杀死鬼力赤，拥立额勒伯克之子、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大汗。朱棣亲率大军长途跋涉，紧紧追赶，在当年初夏时节，分别击败了本雅失里和阿鲁台的部队。经此一役，鞑靼被迫向明朝称臣纳贡，以求暂时的和平。
此后，瓦刺势力逐渐崛起，并开始向东扩张。其扩张的步伐在 1414 年遭到了朱棣的第二次亲征打击，瓦刺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不久之后，鞑靼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其对明朝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再甘心臣服。这导致朱棣在 1422 年、1423 年和 1424 年又接连发动三次亲征，大军一路追击，将阿鲁台一直追赶到如今外蒙古东部的哈勒哈河一带。最为可惜的是，明成祖朱棣也在最后一次亲征的班师途中驾崩，一代雄主就此陨落。
对于明朝来说，朱棣五次北伐，利用东西蒙古之间的嫌隙，成功的将蒙古人的威胁遏制在草原上。即便是危机重重，朱棣也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奔波在茫茫无垠的大草原上。大明王朝的前期，真正的做到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明成祖朱棣也不愧为一代雄主，七下西洋、修永乐大典、迁都北京、五伐蒙古。燕王在靖难之役后，称得上永乐大帝的名号。
卫拉特蒙古人的新领袖诞生了，也先，他终于来了。也先。其开创的汗国，也仅仅是一载帝国。大元的天圣可汗之梦破碎之后，蒙古人迎来了达延汗。蒙古在达延汗的中兴之后，却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俺答汗将蒙古骑兵的心灵交给了佛祖，藏传佛教在几百年之后，再一次进入了蒙古人的世界。蒙古人和藏传佛教结合之后，末代的林丹汗登场，就像是无奈的崇祯一样，蒙古人的大汗之位，最终还是到了满族人的手中。
1454 年，曾经凭借强大的威权统一蒙古的瓦刺首领也先被刺杀身亡，这一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得瓦刺各部瞬间陷入了混乱与分裂之中。而与此同时，原先臣服于也先的蒙古本部各首领则趁机联合起来，拥立元益宗的后代马儿古儿吉思为大汗，至此，蒙古汗位重新回到了成吉思汗后裔的“黄金家族”手中。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蒙古各部再次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纷争状态，内部攻伐不断，局势动荡不安。 1465 年，马儿古儿吉思被太师毛里孩，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之后裔裹挟，参与了对哈拉善部首领孛来的攻打行动，不幸在乱军之中丧生。毛里孩随后拥立马儿古儿吉思的哥哥脱古思猛哥为可汗，然而，脱古思猛哥却在权臣的挑拨下，贸然发兵攻打毛里孩，最终战死沙场。此后的十年间，蒙古各部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大汗之位也一直处于空缺状态，蒙古的局势陷入了一片混乱与迷茫之中。
直至巴图蒙哥，也就是达延汗时代的到来，蒙古才重新迎来了统一的曙光。巴图蒙哥乃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也是忽必烈支系最后的男性后裔。1475 年，他的父亲巴延蒙哥与马儿古儿吉思的叔父满都鲁结成联盟，在激烈的混战中脱颖而出，取得了胜利。原本蒙古各部打算拥立巴延蒙哥为大汗，但巴延蒙哥却力主拥立满都鲁为大汗。不久之后，满都鲁登上大汗之位，巴延蒙哥则担任济农，相当于辅政之职。然而，后来由于部族之间的纷争不断，二人皆在混战中不幸战死。 满都鲁的继妻满都海夫人深明大义，她毅然拒绝了非“黄金家族”的蒙古贵族的求婚，转而抚养巴延蒙哥遗留下的幼子巴图蒙哥，并宣布他为达延汗，其实就是“大元汗”。不仅如此，满都海夫人还依照草原民族的传统习俗，嫁给了巴图蒙哥，当时满都海 33 岁，巴图蒙哥年仅 6 岁。在巴图蒙哥年幼之时，满都海夫人亲自披挂上阵，率领部队出征，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领导风范，横扫瓦刺各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功将瓦刺人赶回了西方故土。从此，蒙古民族历史的核心区域再度回归到蒙古本部，为蒙古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明朝正德初年，达延汗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成功歼灭了亦思马因、火筛等蒙古贵族势力，实现了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达延汗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汗权的措施，废除了太师制度，重新建立了左右两翼、共六个万户的政治军事体制。其中，左翼三个万户，分别是察哈尔、兀良哈和喀尔喀，由大汗亲自统领，驻地设在察哈尔；右翼三万户，包括鄂尔多斯、土默特、永绍不，则由副汗负责管辖，驻地设在鄂尔多斯。达延汗的这一改革举措对蒙古民族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重新划分了蒙古各部的政治版图，为后世蒙古各部落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了蒙古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除了左翼的兀良哈万户之外，剩余的五个万户都由达延汗的儿子继承。这样一来，达延汗通过整合蒙古人部落的方式，将六分之五的蒙古部落划到了自己儿子的麾下。达延汗本人的大汗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稳固。正是这个操作，让走向分崩离析的蒙古部落有了全新的生活模式。直接给濒临解体的北元朝廷打了一支强心剂，北元总算是有了延续下去的资本。
在达延汗之后，其重新规划的蒙古人格局经过数次变动，不过，总体上仍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看到上面的这些名称，相信会有很多的蒙古人感到亲切。这些名称不仅仅是历史书上的资料，也不仅仅是地理学上的坐标。对于蒙古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祖先和渊源，更是蒙古民族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
晚至民国时期，蒙古人一分为二。在沙俄恶意挑唆之下，漠北蒙古人独立建国。留下来的漠南蒙古被称之为内蒙古自治区。上述的察哈尔、兀良哈、蒙郭勒津、永邵布、鄂尔多斯以及内喀尔喀的区域日后被称为内蒙古。外喀尔喀部落逐渐演变分化为三部，分别是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他们便成为今天外蒙古主体民族的祖先。
需要注意的是，达延汗仅仅统一了蒙古本部，大致范围也就是今天的外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并没有涉及漠西蒙古的卫拉特部落，其势力范围相较于也先较小。但是，也先的影响骤然而起又猝然而止，达延汗则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蒙古本部牢牢的控制在手中，凭借着众多的儿子，达延汗的影响力也延续下来。在他以后的北元朝廷，也算是稍微稳定了下来。在蒙古史料中，把达延汗的改革成就，称之为蒙古中兴，或者北元中兴！相较于短命的蒙元大汗，达延汗是一个比较长寿的帝王，他也是北元在位时间最长的大汗。 达延汗在确立了六万户制度后，任命次子乌鲁思博罗特为济农，统帅右翼三万户。然而，乌鲁思博罗特在前往鄂尔多斯赴任途中，却惨遭永绍不和鄂尔多斯两部的领主杀害。这一噩耗传来，达延汗勃然大怒，立即出兵讨伐右翼领主的叛乱。双方在如今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激战，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最终，达延汗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指挥，成功击败了右翼军队，捍卫了自己的权威。此后，他在八白室，成吉思汗陵前庄重地重新宣布自己的大汗称号，将蒙古左右翼全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实现了东蒙古的统一。后人对达延汗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倘若没有成吉思汗，蒙古民族便难以实现统一；倘若没有达延汗，蒙古民族恐怕将分崩离析，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 1517 年，达延汗与世长辞，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也随之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传给了不同的子孙。在原来的右翼三万户中，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思博罗特及其长子继承了鄂尔多斯部，其统治范围广阔，涵盖了鄂尔多斯高原、贺兰山、河套地区以及甘肃河西走廊以北的大片土地；巴尔思博罗特的次子阿勒坦汗，即我国史料中的俺答汗，则继承了土默特部，定居于河套以北地区，土默特一词在蒙古地区颇为常见，其含义可能源自古代匈奴的“头曼”，既可用作人名，也指代部落名。
刚过而立之年的达延汗去世，蒙古的短暂中兴也随之结束。达延汗用了三十七的时间，虽然没能实现蒙古民族的伟大复兴，却也成就了今天的蒙古人分布格局，受到蒙古人的追忆，尤其是外蒙古国的史书中，这位大汗的地位更是至关重要。其一生的事迹，是外蒙古各阶段学生的必考知识点。 在明朝中后期，鄂尔多斯和土默特两部势力强盛，多次发动西征，将散落在青海、甘肃、新疆一带的蒙古部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鄂尔多斯军队更是勇猛善战，一度攻打到中亚的锡尔河，与哈萨克人发生了激烈的交战，其势力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 在蒙古左翼三万户中，达延汗的嫡长孙博迪台吉继承了察哈尔部，凭借着蒙古大汗的名义，对蒙古六万户以及瓦刺、兀良哈等部发号施令。后来，察哈尔部成功击败了兀良哈部的反叛，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环境，从沙漠化日益严重的锡林郭勒地区东迁至兀良哈牧地，也就是如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水草丰美的地区定居下来，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在达延汗时代，喀尔喀万户由他的第五子阿勒楚博罗特和幼子格列博罗特分别统帅。随着时间的推移，喀尔喀万户又逐渐分为内喀尔喀五部和外喀尔喀七部。由于受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阿勒楚博罗特统领的内喀尔喀在明朝嘉靖年间也开始向东迁移，最终定居在辽西和吉林西部一带。至此，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故地，只剩下了由格列博罗特统治的外喀尔喀七部。到明朝末年，这七部逐渐演变为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三大部，成为了蒙古地区的重要势力。
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之位，由于其违反了幼子继承的蒙古传统习惯法，因而遭到了“黄金家族”成员的强烈反对。其中，蒙哥汗指定摄政的幼弟阿里不哥，更是与忽必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汗位争夺战。最终，忽必烈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击败了阿里不哥，成功登上了大汗之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镇压反对势力，忽必烈毅然废除了传统的推举大汗制度，将汗位改为世袭制，以确保自己的家族能够长久地掌控政权。 与此同时，忽必烈大力扶植藏传佛教宁玛派红教和萨迦派花教，企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深知宗教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故而利用藏传佛教完整、系统的佛学理论为自己正名分，使自己的统治更具合法性。萨迦派第五世祖师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这一仪式在宗教上具有重要意义，象征着忽必烈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与加持。此外，八思巴还创造了蒙古文字，这对于蒙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忽必烈对八思巴极为尊崇，封他为帝师，并在元朝朝廷的大力支持下，以宣政院的名义赋予其统治全藏的权力，开创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得藏传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为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忽必烈之后，元朝的许多皇帝及贵族皆对红教虔诚有加，他们纷纷赐予帝师和上层喇嘛大量的金银财宝、广袤的田产以及宏伟的寺院，对其宠信至极，甚至放任他们娶妻生子、胡作非为、鱼肉百姓。例如，被忽必烈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的杨琏真迦，他在任职期间，利用手中的职权肆意妄为，发掘南宋各帝陵墓，偷盗其中的珍宝，劫掠财物，残忍地杀戮平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其恶行令人发指。后来，杨琏真迦被查抄时，除了查获大量的金银财宝外，还查出其拥有田产两万三千多亩、家奴两万多户、佃户五十多万户，其贪婪与残暴可见一斑。元朝时期藏传佛教上层喇嘛的这些丑恶行径，不仅极大地激发了汉地民众的反抗情绪，使得元朝的统治根基受到了动摇，同时也严重败坏了藏传佛教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使其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元朝朝廷失去对中国本土地区的控制后，红教的势力也随之逃亡到蒙古本部。然而，由于红教在蒙古民众中缺乏广泛的信仰基础，难以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因此，在与伊斯兰教、景教等外来宗教的竞争中逐渐衰落下去。与此同时，蒙古本土的传统宗教——崇拜“长生天”的萨满教，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又重新在蒙古人当中恢复了原有的影响力，再次成为蒙古民众精神信仰的重要寄托。 16 世纪下半叶，一股新兴的宗教力量——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逐渐在蒙古地区兴起并传播开来。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针对当时藏传佛教界存在的种种弊端，勇敢地提出了宗教改革的主张。他强调喇嘛必须严守戒律，严格要求自己进行修行，坚决杜绝结婚、饮酒、杀生等行为，倡导一种更加纯粹、严谨的宗教修行方式。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主张切中了藏传佛教当时的弊病，得到了广大僧人和民众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使得黄教在西藏地区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了藏传佛教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宗喀巴的两位弟子——根敦朱巴和克珠杰，分别成为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初尊，为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577 年，根敦朱巴的转世弟子索南嘉措应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俺答汗邀请，不辞辛劳地来到青海。在青海湖畔新建的察卜加勒庙，索南嘉措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讲法大会，吸引了多达十万人前来聆听。他深入浅出地宣讲黄教教义，其精彩的讲解深深地打动了阿勒坦汗，使阿勒坦汗对黄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虔诚的信仰。阿勒坦汗怀着崇敬之心，赠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寓意着索南嘉措是“法海无边伟大的上师”，在蒙古语中，“达赖”一词意为“大海”；索南嘉措也投桃报李，赠予阿勒坦汗“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车臣汗”的尊号，宣称阿勒坦汗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转世，这一说法巧妙地剔除了当时蒙古人普遍认为的，蒙古大汗之位应属于察哈尔部的图们汗这一嫡系观念所造成的障碍，为阿勒坦汗争夺蒙古大汗之位提供了有力的宗教理论依据，在蒙古的政治和宗教格局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索南嘉措知道，俺答汗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打破萨满教“天赋汗权”的传统，帮助他改变蒙古法统，为他成为大汗铺路。于是，在互赠封号后，索南嘉措将“转世论”与“佛授转轮王权”授于俺答汗。俺答汗成为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转世，他的转世是佛的旨意。虽然是非嫡长直系，汗位的继承也是合理合法的。这样既保留了蒙古民众对成吉思汗的崇仰，又剔除了“天赋汗权”、“嫡长继承”的传统观念，以完整的宗教理论为俺答汗争夺汗权保驾护航。
阿勒坦汗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文，明确规定黄教上层僧侣与蒙古贵族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从制度层面提升了黄教在蒙古社会的地位。同时，他还大力宣扬信奉黄教是每个蒙古人的义务，通过行政手段积极推广黄教信仰，并果断下令禁止萨满教的宗教活动，试图以黄教取代萨满教在蒙古民众心中的地位。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为了感谢索南嘉措，也就是三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俺答汗也颁布了推行黄教的法律《十善福经法》，规定黄教上层僧侣享有的与蒙古贵族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并免征赋税。尊奉黄教，尊敬喇嘛成为每个蒙古人的义务。同时，对蒙古的传统宗教萨满教进行封杀。一年后，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告别，一个回丰州川，一个回西藏。临别时，三世达赖命黄教著名高僧满珠锡里活佛跟随俺答汗返回，作为自己在蒙古地区的代理人。到1580年，回到库库和屯城后，俺答汗便在下令兴建了第一座黄教寺院大召，明帝赐名“弘慈寺”。这座寺庙一直到今天仍然香火鼎盛，是呼和浩特著名的名胜和宗教圣地。察卜恰勒大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的开始，从此以后，蒙古人以极快的速度拜倒在佛陀脚下，成为虔诚的信徒。曾经与刀剑、弓马、战斗旦夕不能离的蒙古人，生活中被更多的朝佛、念经、供奉、祈祷所代替。
黄教传入蒙古后，犹如一股春风，给蒙古社会带来了诸多新的变化。曾经恐怖血腥的萨满教杀生祭祀仪式逐渐被黄教庄重的诵经、燃香等宗教仪式所取代，这些新仪式更加文明、祥和，为蒙古民众带来了全新的精神体验。精美的壁画和佛像、成册的经卷以及宏伟壮观的寺院如雨后春笋般在蒙古大地涌现，这些宗教艺术和建筑瑰宝不仅丰富了蒙古的文化内涵，还吸引了大量蒙古民众投身于黄教的怀抱，成为黄教的忠实信徒。
古老的西藏医学也随着黄教僧侣的传教活动传入蒙古地区，为相对落后的蒙古草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黄教所倡导的“转世轮回”理论，宛如一盏明灯，给广大生活困苦的蒙古底层牧民带来了心灵上的慰藉和希望。他们开始相信，今世的受苦受难皆是前世的罪孽所致，只有严格按照“十善福”的要求虔诚修行，才能在来世获得解脱，修成正果，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这种强调人不分高低贵贱、在宗教面前一律平等的理论，不仅深受蒙古下层人民的欢迎和拥护，而且其“为了来世幸福，今世需要服从主人、温良谦逊、虔诚修行”的轮回理论，也契合了统治者对于社会稳定和民众顺从的期望，因此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推崇。于是，黄教如同星火燎原之势，迅速从土默特地区传播到瓦刺、科尔沁、喀尔喀等蒙古各部，在蒙古大地广泛扎根，深刻地影响了蒙古社会的各个层面。 当然，变革总不会一切顺利，新宗教的引入必然会受到传统宗教的抵制。萨满教迅速被黄教所取代，俺答汗以及其他皈依黄教的首领纷纷下令禁止萨满教杀生祭祀，以黄教的诵经、敬佛、燃香等仪式代替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以黄教的智慧六手主像取代翁衮，供佛时只供三白，禁用血肉供养。为争取生存，萨满教的教徒们分裂为“白萨满教派”与“黑萨满教派”。前者屈服于黄教，按照黄教观念改造萨满教，而后者则坚决不放弃萨满教教义，视佛教为死敌。最后，白萨满勉强帮存了下来，很多仪式甚至为黄教所吸收，而黑萨满则彻底失败，销声匿迹。
1585 年，土谢图部的阿巴岱汗毅然宣布黄教是喀尔喀蒙古人的唯一宗教，这一决策标志着，黄教在喀尔喀地区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为了弘扬黄教，阿巴岱汗开始在其领土内的蒙古故都哈拉和林附近大兴土木，修建了漠北蒙古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座黄教喇嘛寺庙——额尔德尼召。这座寺庙不仅成为了喀尔喀蒙古人宗教信仰的重要圣地，也是黄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象征，见证了黄教在蒙古地区的繁荣昌盛。
1614 年，西藏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应喀尔喀部的邀请，长途跋涉前往漠北蒙古讲经说法。他以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修行境界，赢得了喀尔喀各部领袖的衷心尊敬和敬仰，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宗教领袖，在喀尔喀地区的宗教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多罗那他于 1634 年圆寂后，翌年喀尔喀诸汗王经过慎重的商议和认定，将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认定为多罗那他的转世灵童，并立其为法王，赐予法号为罗桑丹贝坚赞。1649 年，罗桑丹贝坚赞怀着对佛法的虔诚追求，毅然赴西藏学法，师从四世班禅喇嘛罗桑却吉坚赞，并有幸觐见了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 当时，罗桑丹贝坚赞属于觉囊派，而班禅和达赖为了维护格鲁派的正统地位和传承体系，均要求他改宗格鲁派，以此作为正式承认其活佛地位的重要条件。1651 年，罗桑丹贝坚赞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改宗格鲁派。达赖喇嘛随即宣布他为蒙古的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藏语意为“尊胜”，这一事件标志着蒙古的最高活佛转世系统正式开创，具有重大的宗教和历史意义。此后，蒙古各汗部对哲布尊丹巴尊崇有加，尊称其为“呼图克图”，即梵文浮屠克屠的蒙语音译，汉文意思为佛陀、活佛，并敬称他为“温都尔格根”，即高位光明者，或者“博克多格根”圣光明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蒙古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了蒙古民众精神信仰的重要寄托之一。 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系统理论，蒙藏宗教领袖及满清皇帝是佛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喇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蒙古大汗是金刚手菩萨，即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满清皇帝是曼殊师利菩萨，即文殊菩萨的化身。外蒙古藏传佛教最高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内蒙古藏传佛教最高领袖，章嘉呼图克图则是阿罗汉达尊的化身。
到了1616 年，在东北亚的政治舞台上，一支新兴的力量悄然崛起。属于通古斯血统的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位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举行了盛大的登基仪式，自称为新的大汗，正式建立了后金国，开启了女真族发展的新篇章，也为日后东北地区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建州女真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其北方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狩猎、捕鱼和林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南方地区则适宜畜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女真族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努尔哈赤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果敢的军事策略，成功击破了周边其他各部落的抵抗，逐步将这些部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实现了女真族的初步统一，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强大的政治实体，为后金国的崛起积聚了力量。 努尔哈赤的崛起和扩张行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漠南蒙古各部的高度关注和警惕。1608 年，努尔哈赤派遣长子褚英率领五千精锐士兵，对女真人的乌拉部落发动了进攻。乌拉部落与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相邻而居，在面临努尔哈赤的军事威胁时，乌拉部落迅速向科尔沁蒙古求援。科尔沁蒙古在得到林丹汗的同意后，派遣翁阿岱巴图尔诺延率领大军前往乌拉部，与褚英的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科尔沁蒙古军队凭借着强大的战斗力和勇猛的战斗精神，成功击退了褚英部队的进攻，暂时遏制了努尔哈赤的扩张势头，维护了蒙古各部的利益和尊严。
不久之后，女真叶赫部，居住在今日吉林的昌图和开原一带，他们也遭到了努尔哈赤的攻击。叶赫部同样向林丹汗求援，林丹汗随即命令翁阿岱巴图尔诺延率领科尔沁骑兵前去增援。在这场激战中，科尔沁骑兵表现英勇，成功杀死了努尔哈赤的部将布扬古，给努尔哈赤的军队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再次展示了蒙古骑兵的强大战斗力和在东北地区政治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影响力。 此后几年间，科尔沁部的台吉，也就是王子、酋长们在林丹汗的命令下，多次与后金军队交战，双方冲突不断。科尔沁部明安诺延的三个儿子更是勇猛无畏，深入后金境内，抢夺了大批牲畜，给后金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同时也加剧了后金与蒙古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时，努尔哈赤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尚未稳固，他深知自己面临着明朝和蒙古这两个强大对手的压力，不敢轻易与两者同时为敌。因此，在对明朝发动战争的同时，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采取了忍让和示好的策略，试图通过缓和与蒙古的关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努尔哈赤甚至不惜迎娶科尔沁部明安台吉的女儿为妃，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与科尔沁和内喀尔喀蒙古的联系，争取与他们保持和睦友好的关系，以缓解来自西北方向的军事压力，集中精力应对明朝的威胁，从而为后金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1614 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八旗军制度，这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军事改革举措。八旗军制度规定，每旗设立五个参领，每个参领管辖五个佐领，每个佐领领兵三百人，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组织体系。八旗军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纪律严明，作战勇猛，成为了后金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为后金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1618 年，后金对朝鲜发动了进攻，正式拉开了其对外大规模扩张的序幕。这一扩张过程持续了近二百年，在此期间，后金及其后的清朝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谋略，先后征服了朝鲜、明帝国、蒙古、新疆、西藏、安南、缅甸、尼泊尔等地，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域辽阔，影响力深远，彻底改变了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政治格局。 1619 年初夏，当努尔哈赤的军队全力攻打明朝的抚顺、铁岭、开原、辽阳等城市时，林丹汗也敏锐地察觉到了战机，趁机亲率察哈尔和内喀尔喀部队对明朝发动了进攻，并成功占领了广宁城。明朝为了避免林丹汗与努尔哈赤联手，对林丹汗的进攻采取了隐忍和妥协的态度，不断派遣使者向林丹汗示好，并承诺每年赠送给他四万两白银作为津贴，试图以此换取林丹汗的中立，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当年夏天，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中取得了关键性的战略胜利，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后金军队的士气，使其军心大振。努尔哈赤随即准备乘胜追击，攻打铁岭。驻守铁岭的明军兵力薄弱，形势危急，无奈之下只好派人前往林丹汗的都城察罕浩特，意为“白城”，位于今赤峰以北天山镇一带，向他紧急求援。林丹汗接到求援后，立即命令内喀尔喀五部及科尔沁部出兵援助明军。然而，在铁岭城下，蒙古军队遭遇了士气正锐的后金军队，经过激烈的战斗，蒙古军队最终不敌后金军队，齐赛诺延、巴克等蒙古台吉被后金军队活捉。 林丹汗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以“四十万蒙古之王”的名义给“水滨三万人之王”努尔哈赤写信，义正言辞地要求他释放被俘的内喀尔喀和科尔沁台吉。努尔哈赤经过权衡，释放了属于科尔沁部的台吉，但却扣留了内喀尔喀弘吉刺特部的齐赛诺延，并提出要求内喀尔喀用一万牲畜来赎回这个俘虏，以此作为对蒙古军队的惩戒和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这进一步加剧了后金与蒙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621 年春天，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克了藩阳城，随后又马不停蹄地率领主力部队攻打辽阳。在藩阳，努尔哈赤只留下了少量驻守部队。林丹汗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命令蒙古左翼三万户大臣率领两千名骑兵赶往藩阳，试图营救被关押在城中的齐赛诺延。蒙古骑兵与后金守军在藩阳城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激战，双方你来我往，战斗异常激烈。然而，由于后金军队防守严密，蒙古骑兵最终再次败北，未能实现营救齐赛诺延的目标，蒙古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而后金的势力则进一步得到了扩张。 当年秋天，内喀尔喀部为了赎回齐赛诺延，被迫交出一万头牲畜，后金这才放回了齐赛诺延。在 1621 年的这次战争中，努尔哈赤成功攻克了辽东第一重镇辽阳城，随后将都城从萨尔浒迁至辽阳。但由于辽阳城面积太大、汉人太多，出于政治、军事和民族等多方面的考虑，努尔哈赤下令在太子河东边修建东京城，作为新的国都，以此加强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为后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1622 年正月，努尔哈赤再次挥师西进，西渡辽河，占领了广宁城。到 1625 年时，努尔哈赤已经基本扫清了辽东地区的明朝势力，将后金的都城定在了沈阳，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巩固的政权，后金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固和发展，成为了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心腹大患，也对蒙古各部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随着后金势力的不断壮大，努尔哈赤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察哈尔部，将其视为进一步扩张的重要目标，试图削弱察哈尔的力量，以实现对蒙古地区的更大控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先是对内喀尔喀和科尔沁进行拉拢。
在婚姻方面，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在 1614 年迎娶了科尔沁扎鲁特部钟嫩台吉之女，努尔哈赤第四子皇太极先后迎娶了科尔沁部莽古思台吉之女，孝端文皇后和寨桑台吉之女，即大名鼎鼎的孝庄文皇后，第五子莽古尔泰迎娶了扎鲁特部内齐汗之女，第十子德格类迎娶了扎鲁特部额尔济格台吉之女。1615 年，努尔哈赤自己又纳科尔沁部孔果尔台吉之女为妃（；1617 年，内喀尔喀的恩格德尔台吉迎娶了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之弟的女儿。通过这些频繁的联姻活动，爱新觉罗家族与科尔沁蒙古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血缘关系，使得后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来自西北方向的军事压力，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对付察哈尔部，为后金的战略布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619 年铁岭战役之后，后金使臣与内喀尔喀五部的部分台吉在小兴安岭的色特尔黑举行了会盟仪式。在会盟中，双方宰杀白马黑牛，立下盟誓，彼此修好通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关系。这一举措是努尔哈赤削弱林丹汗力量的又一重要手段，通过拉拢内喀尔喀五部的部分台吉，进一步分化了蒙古各部的势力，削弱了林丹汗的影响力和统治基础。
林丹汗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怒，严厉谴责管理左翼三万户的大臣锡尔呼纳克杜凌管束不力，甚至怀疑他与后金暗中勾结，通敌叛国。锡尔呼纳克杜凌不堪忍受林丹汗的羞辱和猜忌，于是在 1623 年毅然带领着三千多户蒙古人投奔了努尔哈赤，这使得林丹汗的势力再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后金的势力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蒙古内部的政治格局也因此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 信奉黄教的外喀尔喀三汗，尤其是车臣汗以及漠南蒙古其他比较大的各部，在林丹汗皈依红教后，与他逐渐产生了隔阂和矛盾，彼此之间貌合神离。在这种内部矛盾的影响下，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阿巴噶等部纷纷出现了领主带领属民投奔漠北喀尔喀的事件，蒙古各部陷入了更加混乱和分裂的状态，这为后金进一步插手蒙古事务、扩大自身影响力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1626 年，努尔哈赤去世，其四子皇太极，继承了后金大汗之位，即阿巴亥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随即加快了征讨林丹汗的步伐，将征服察哈尔部作为后金对外扩张的重要战略目标，试图彻底消除来自蒙古的威胁，并进一步扩大后金的势力范围。
1628 年春天，皇太极以林丹汗杀害后金使臣为理由，任命其弟多尔衮和多铎为先锋，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出征，对察哈尔部发动了大规模的征讨行动。林丹汗得知后金大军来袭，为了报复，出兵西辽河，攻打与后金互通使者的喀喇沁部。林丹汗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其他蒙古部落的恐慌，土默特、鄂尔多斯、永绍不和阿苏特等部深感唇亡齿寒，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这些部落的一些台吉纷纷起兵，联合起来攻打林丹汗的部队，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激化，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混乱。 在这场战役之后，喀喇沁部为了寻求保护和支持，举行了白马乌牛之誓，正式归顺了皇太极，成为了后金的盟友。这一事件标志着后金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也使得蒙古各部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金在与林丹汗的对抗中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年夏末，皇太极利用秋高马肥的有利时机，再次发动了对察哈尔部的战役。此次战役得到了内喀尔喀、科尔沁和喀喇沁等部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起兵，与后金军队协同作战，共同攻入察哈尔放牧之地，抢夺了大量的牲畜和财物，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而后胜利而归。在这次战役中，阿鲁科尔沁和阿苏特部也看到了后金的强大实力和发展潜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他们也相继归顺了后金。对于这些蒙古部落来说，在一个新兴的满蒙联盟中接受臣属的地位，不仅能够获得后金的保护，还可以分得一些利益和好处，相较于直接与满族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这样的选择显然更加容易和明智。这也反映出当时蒙古各部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下，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做出的现实抉择，进一步推动了满蒙联盟的形成和发展。
得知后金大军占领呼和浩特后，林丹汗深感大势已去，但仍心有不甘。他在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草原参拜了存放成吉思汗衣冠的“八白室”，并在八白室之前举行了庄重的仪式，宣布自己为全蒙古的“林丹巴图鲁汗”，试图以此来凝聚蒙古各部的人心，重振旗鼓，恢复昔日的荣光。然而，面对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林丹汗的这一举措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效果。随后，他不得不下令带着八白室，与察哈尔和鄂尔多斯部众一道再次渡过黄河，前往甘肃的大草滩避难，以图保存实力，寻找反击的机会。 1634 年，林丹汗在大草滩的永固城因病去世，他的去世标志着察哈尔部的衰落和蒙古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林丹汗的遗孀带着幼子额哲和察哈尔部众返回了鄂尔多斯，他们在困境中艰难求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未来。 1632 年春天，皇太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策划，决定对察哈尔部发动最后的总攻，企图一举消灭林丹汗的残余势力，实现对蒙古地区的完全控制。他传令归顺后金的蒙古各部迅速率兵前来会师，共同参与这场关键的战役。当年四月，科尔沁、扎鲁特、喀喇沁、巴林、敖汉、奈曼、土默特、阿鲁科尔沁、翁牛特、阿苏特等部的部长台吉在西拉木伦河畔集结会师，加上后金的精锐部队，组成了一支总兵力多达十万的庞大军队，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必胜的决心。
四月下旬，皇太极率领这支大军越过兴安岭，向察哈尔部进发。然而，在进军途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两个不愿意攻打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人偷马出逃，向林丹汗报信，这使得林丹汗提前得知了后金大军的行动，有了一定的准备时间。林丹汗原本想率部撤退到漠北喀尔喀，寻求庇护和支援。但由于他之前与外喀尔喀三汗之间存在矛盾和不合，外喀尔喀三汗拒绝接纳他。无奈之下，林丹汗只好率领十万多名部众西奔呼和浩特，在鄂尔多斯地区陷入了困境，进退两难。 一个弱小民族想要变得强大，除了用新的制度把他们原有的组织打乱，然后用新的组织完全团结在一起别无他法。努尔哈赤便是用八旗制度对女真民族重新洗牌，从而再造了民族的辉煌。可惜的是，林丹汗只能统率察哈尔蒙古部落，以这点兵力，却和科尔沁部落硬碰硬。结果，科尔沁部落顶住了林丹汗的进攻，科尔沁蒙古人彻底倒向了后金。皇太极在位时期，率领大军不断进逼林丹汗。最终，打不过皇太极的林丹汗只能带着十几万蒙古人西迁。东征吃了败仗，西迁则彻底断送了蒙古人的未来。
西迁开始不久，蒙古人为了躲避灾荒和瘟疫，更是不愿再继续战争，林丹汗属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纷纷离开了他，投奔了漠北喀尔喀。1632年4月，皇太极率后金军与土默特、喀喇嗔、伊苏特、扎鲁特、敖汉、奈曼、科尔沁、阿鲁科尔沁等几乎所有归附的蒙古部落，起兵10万，远征林丹汗。大兵压境，林丹汗准备决一死战，但“疲甚、饿甚、穷甚”的部众早已经没有了抵抗的意志，“所部解体”。无奈中，林丹汗率众渡黄河西撤。这场突如其来的撤退，部民大部分毫无准备，人马辎重遗弃的遍地都是，待度过黄河时，已“沿途离散十之七八”。
后金军仿佛不是来交战，而是来收集难民和战利品的。这一场攻伐和溃逃，近在咫尺的明朝军队津津有味的做着看客，甚至还帮了后金不少忙。当蒙古余部不少逃入明边，后金方面致书沙河堡明方官员索取察哈尔属部土默特人时，明人将逃入堡中之人和林丹汗的财物全部“归还”后金。之后，后金趋宣府，明官吏又献出犒赏林丹汗所余财物，计缎布及虎豹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件。虽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明朝仍然愿意在小范围内和后金合作，全然不顾当年的盟友情分。虽然表现了明朝官吏的短视，但这枚苦果，却是林丹汗自己种下的。用鲜血换来的西部根据地，没有经过一场像样的战斗便全部失去，克什克腾部也投降了后金。
林丹汗的主力无存，倒是新归附的鄂尔多斯部和他一起进入了千里瀚海的毛乌素沙漠。在那不毛之地，林丹汗将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两年。1636年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盛京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同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林丹汗败死，“建虏无复西顾忧，而东谋朝鲜矣”。而随着朝鲜王国的归附，在东亚清朝最后的要消灭的对手，就剩下大明王朝了。当然了，明朝也没能挡住清国的进攻。皇太极之后，顺治在多尔衮的摄政辅佐下，没费多大力气就入主北京城。大明王朝也崩解了，如今只剩下了大清。大清已经不再是以东北满洲为核心的政权，而是控制了蒙古高原和汉地的帝国。在击溃了南明政权之后，大清更是成为了东亚的庞然大物。
其实，早在得知林丹汗病故的消息后，皇太极就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解决察哈尔问题的绝佳时机。于是，在 1635 年，他派遣多尔衮等人前往鄂尔多斯寻找额哲，并于当年 4 月成功找到了他。为了安抚察哈尔部众，巩固后金在蒙古地区的统治，皇太极随后迎娶了林丹汗的遗孀囊囊福晋，展现出了其政治上的谋略和胸怀。同时，他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亲王，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额哲，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了与察哈尔部的联系，使得察哈尔部能够更加稳定地融入后金的统治体系。此外，皇太极还将察哈尔部民安置于义州，分设左右翼察哈尔八旗进行管辖，对察哈尔部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进一步强化了后金在蒙古地区的统治地位。
1636 年 3 月，漠南蒙古二十六部的四十九个汗、王公、台吉齐聚沈阳，共同承认皇太极为“柏格达车臣汗”，即“至高无上的大汗”。这一事件标志着皇太极在蒙古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确立，也象征着满蒙联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皇太极将这二十六部所居住的地区称为“内蒙古”，把漠北的喀尔喀蒙古称为“外蒙古”，这一称谓和区分在后来满清入主中原后，一直流传了下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蒙古地区划分的重要依据，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康熙年间，察哈尔亲王阿布奈的儿子布尔尼和罗布藏趁三藩之乱的机会，在察哈尔地区发动了反清叛乱。他们企图利用清朝朝廷忙于平定三藩之乱、京师兵力空虚的时机，恢复察哈尔部的独立地位，摆脱清朝的统治。察哈尔左翼四旗的官兵也随之响应，在宣府发动叛乱，他们毁坏长城边墙，抢夺了张家口地区的皇家马场，然后准备进一步攻打北京，局势一度十分危急，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清朝的八旗精锐部队大多都在南方全力平定吴三桂之乱，京师的兵力极其空虚，形势对清朝极为不利。然而，康熙帝临危不乱，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果断的决策能力。他迅速下令征集在京满蒙王公的家奴，将其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临时的军队，用以对抗察哈尔的叛军。在康熙帝的精心指挥下，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充分发挥了其勇猛无畏的精神，与察哈尔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战，最终成功打败了察哈尔部队，平息了这场叛乱，维护了清朝的统治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在混战中，布尔尼和罗布藏被清军射死，此前因拒绝朝觐清帝而被囚禁在沈阳的阿布奈也被康熙帝下令处死。至此，忽必烈“黄金氏族”的直系后裔在这场叛乱中彻底绝嗣，察哈尔部的势力也被彻底削弱，再也无法对清朝的统治构成威胁。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察哈尔部历史的重大转折，也进一步加强了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和统治，使得清朝在蒙古的统治更加稳固和长久。 最后，对于外蒙古部落和今天的蒙古国的人来说，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是非常重的人物，他的法名叫做罗桑丹贝坚赞，在蒙古部落的宗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公元1691 年，他被康熙帝册封为呼图克图大喇嘛，负责掌管外蒙古喀尔喀地区的宗教事务，成为了喀尔喀蒙古宗教领域的领袖人物，对当地的宗教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也不幸被卷入了喀尔喀内部的纷争之中，这些纷争错综复杂，涉及到政治、宗教、权力等多个方面，给喀尔喀地区带来了一定的动荡和不稳定。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准噶尔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这使得他的命运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局势紧密相连，也反映出当时蒙古地区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他圆寂后，清廷为了加强对蒙古宗教事务的控制和管理，防止宗教势力对政治局势产生过大的影响，禁止哲布尊丹巴在蒙古贵族中转世，而是改在四川理塘地区寻找藏族转世灵童。这一举措体现了清廷对蒙古宗教政策的调整和对统治权力的维护，旨在通过控制活佛转世系统，确保蒙古地区的宗教发展符合清朝的统治利益。
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一共转世八代，依次为二世罗布丹彬多密（1724 – 1757）、三世伊什丹巴尼玛（1758 – 1773）、四世罗布藏图巴坦旺舒克（1775 – 1813）、五世罗布藏楚都木济克默特（1815 – 1842）、六世罗布藏巴勒垫丹拜嘉木灿（1842 – 1848）、七世凯珠布丹桑（1850 – 1869）和八世哲布尊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1870 – 1924）。这些转世活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在蒙古的宗教和文化领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传承和发展了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宗教文化和传统，成为了蒙古宗教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仅在宗教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还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独特的见解。他擅长佛像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创作，其留下来的佛像和雕塑作品数量众多，且做工精美绝伦，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反映了当时蒙古地区的宗教文化和艺术风格，成为了研究蒙古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为后人了解和欣赏蒙古的传统艺术提供了珍贵的窗口。不过，如今的外蒙古人已经在一系列动荡中，失去了大量文化艺术传承，即便是想要继续传承，也因为各种原因变得难上加难。
不过，在几百年的民族迁徙和融合之中，蒙古人的生活区域早已经超越了蒙古本部，也就是内外蒙古地区。随着满清的建立，内外蒙古已经成为了清王朝的一部分。不过，除此之外，在新疆地区还生活着大量的蒙古人。对于清王朝来说，准噶尔部蒙古人始终是一个隐患。不过，在讲述新疆的准噶尔汗国之前，其实，在新疆还存在一个蒙古人建立的汗国。
蒙古人建立的一系列国家，在公元14世纪和15世纪相继衰落，到16世纪中后期，尚还存活的成员已经很少了。窝阔台汗国败亡最早，1310年被察合台汗国吞并；地域最为广大，并有名义宗主权的元帝国于1368年灭亡；1380年，忽必烈亲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灭亡；金帐汗国灭亡于1502年；察合台汗国在131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察合台汗国1370年被帖木儿帝国取代，东察合台汗国坚持到1570年也最终改朝换代。有两个生命力较强，一直生存到17世纪，第一个是元帝国的后继者北元，1635年灭亡于后金。另一个便是察合台汗国的继任者——叶尔羌汗国。
|沃唐卡古唐卡视频讲解目录|←唐卡视频讲解目录查询点这
|十二生肖守护小唐卡|——|最新唐卡价格行情走势|——|收藏级唐卡推荐|
www.WoTangKa.com-沃唐卡·官网：沃唐卡的国内专业的唐卡数据信息平台，提供全面的唐卡资料信息检索服务及成熟完善的唐卡仓储供应链服务！
“沃唐卡”唐卡平台为朋友们提供：加盟“沃唐卡”唐卡艺术中心、唐卡画师签约直供、唐卡艺术品投资、加盟“沃唐卡”唐卡供应链等服务
沃唐卡24小时短信咨询热线：13661344269（仅接受短信咨询）
沃唐卡微信（wechat）咨询号：MasterQiRu
友情提醒一：需要唐卡图做背景或头像的朋友可以关注“沃唐卡”的微信公众号[“沃唐卡”或“wotangka”]，直接电子邮件（wotangka@qq.com）唐卡编码，沃唐卡客服小沃会在48小时内发送邮件给您！
友情提醒二：尼泊尔唐卡不在沃唐卡评级范围内，全球市场上95%的尼泊尔唐卡归类在装饰画范围。
友情提醒三：“沃唐卡”官方唐卡评定为“收藏级“与”艺术级”的唐卡具有艺术收藏价值和商业升值潜力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