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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祖国西陲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勤劳、智慧、勇敢的西藏各族人民，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那么问题来了，西藏是如何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01
唐朝与吐蕃的关系
进入公元6世纪，青藏地区邦国林立，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悉补野、象雄与苏毗三大部族联盟鼎足而立、割据一方。
在这一时期，白兰、党项与吐谷浑都曾统治青藏高原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并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截至公元7世纪以前，这里一直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
1）吐蕃的统一与唐蕃关系的建立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即位后，唐朝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了充分巩固，国势日盛。公元633年，松赞干布（617—650）在陆续征服了青藏地区各大小割据政权后，建立了具备大一统性质的地方政权——吐蕃王朝（633—842）。
一言概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版图内，不仅囊括了唐朝，还有北方的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国与西南的吐蕃和南诏政权——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中华文化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松赞干布的苦心经营下，青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全面发展，并与唐朝取得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公元634年，他以“遣使入贡”为契机，与唐朝建立了初步的外交联系。
公元638年，围绕吐谷浑问题，唐军与吐蕃军队在松州一带展开了激烈交锋，但未分出胜负。
战事结束后，双方都做出了妥协和让步。简单地说，唐朝同意吐蕃的请婚要求，派遣文成公主入藏；吐蕃主动遣使谢罪，双方结为翁婿关系。至此，吐蕃被纳入到了唐朝的羁糜朝贡体系之下。
2）唐蕃外交关系的本质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不仅很难通过册封制度来干涉吐蕃国内的政治事务，也从未在实际上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册封制度之下。
实际上，唐朝对吐蕃的唯一一次册封，发生于唐高宗李治即位的公元649年。对此，《旧唐书》中如是写道：“高宗嗣位，授弄赞（即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
因为松赞干布“主动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再度被加封为賨王。
唐朝对松赞干布的册封，显然与对其他藩属国统治者的册封有着很大的不同。
按照唐朝惯例，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或像回鹘的怀仁可汗那样被册封为“可汗”；或像“渤海郡王”那样被授予“国名+王号”的封号。
作为对比，唐朝只是赐予了松赞干布“驸马都尉”这一唐朝官职。
现实情况是，对于赞普的传承而言，这种册封并不会产生实际影响。
实际上，终唐一代，其他的吐蕃赞普不仅从未接受过唐朝的册封，也从未主动向唐朝派遣使者请求册封。由此可见，吐蕃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朝名义上的“藩属国”。
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唐朝国势的衰微，吐蕃逐渐从名义上的“藩属国”变成了与之地位持平的大国。
进入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分崩离析，青藏地区再度陷入了长时间的群雄割据局面，相继出现了四个王系，即拉萨王系、阿里王系、亚泽王系与雅隆觉阿王系。
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与辽、北宋、西夏、金等政权，均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02
西藏纳入元朝的历史进程
学界普遍认为，对西藏实现有效管理的首个中原王朝是元朝。不过，第一个开创与西藏直接关系的人，是窝阔台的次子阔端（1206—1251）。
1）令人生畏的不速之客
窝阔台即位后，不仅赐予了阔端三千军户，“还将唐古惕地区分给他作分地，把他和军队一起派遣到了那里”。1235年，他率军讨伐南宋，先后招降了秦、巩二十余州，破金、兰、定、会等州，取利州、潼川等路。
1236年冬，阔端率军进入成都，同时开始着手经营吐蕃。1239年，他派遣部将多达那波领兵取道青海，直入拉萨东北腹地。
对于多达那波进军西藏一事，学界普遍认为，阔端并无侵略西藏的企图，他只是想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传布佛教”。
坦诚说，这种推断是非常有道理的。众所周知，西夏故地以及甘青一带的广大藏区人民都笃信佛教。要想经营藏区，“以佛治地”远比武力征服更为行之有效。
更何况，蒙古军队本就数量有限，很难有效统辖地域广阔的青藏高原；再加上习惯了游牧生活的蒙古人，很难适应当地严寒多变的雪域气候。因此，蒙古军队在当地长期驻守，几乎是不可能事件。
面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不速之客，藏区各教派的僧众们普遍惶恐不安。但摄于帝国军威，大多数人只能暂时保持沉默。可即便如此，依然有部分僧众与蒙古人产生了摩擦。
资料显示，这支军队在行军途中，先后烧毁了建于1056年的热振寺与建于1012年的杰拉康寺，并杀害了500余名僧俗人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破坏的寺院都是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寺院。学界认为，蒙古军队捣毁寺院、杀害僧众的行为，很可能是对上述寺院武装反抗的报复行动。
但从这以后，他们不仅再未开杀戒，还主动修复了被毁寺院与佛殿，重塑了释迦牟尼金身佛像并做了开光法事，并向沿途的各大寺院，供施了很多布施。可即便如此，“只有噶当派，从未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布施。”
资料显示，这支军队在西藏留驻了两年多。在这期间，多达那波与西藏各地的僧俗高层人物进行了和平接触，充分了解到了西藏的宗教、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情况。
最终，多达那波撰写完成了一份详细真实的调查报告——《请示迎谁为宜的祥禀》。在报告中，他建议推举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波（1182—1251）为“合作对象”。
原因很简单，邀请他担任西藏地区“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宗教领袖，可以长期确保西藏属于“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首先，萨迦派在青藏地区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学贯五明”的萨迦·班智达本人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萨迦派并无“活佛转世”的传统，领袖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继承人都是法定不变的本族人。换言之，萨迦派的宗教和经济权力，始终高度集中于一系，有着很强的世代延续性。
2）什么是凉州会盟？
1244年，阔端再度委派多达那波与杰门入藏。当然，这次他们没有军队，而是携带着召请信和贵重的礼物。
尽管萨迦·班智达已经63岁了，但在经过反复斟酌后，还是决定携10岁的侄子八思巴与6岁的侄子恰那多吉一同前往阔端的驻地——凉州。
经过长达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于1246年8月抵达凉州。不巧的是，阔端正在哈拉和林参加推举兄长贵由即位的忽里勒台大会。
待1247年返回凉州后，二人在凉州举行了隆重的会晤，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盟”
需要指出的是，在萨迦·班智达一行人抵达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多位藏传佛教僧人，但他们的佛学造诣都比较有限。
因此，在阔端举行祈愿法会时，也里可温（基督教士）和萨满教巫师都坐在佛教僧众的上首。
萨迦·班智达通俗易懂但不失深邃的讲授，给阔端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佛法也得到了王的敬信”。另外，阔端身患顽疾，久治不愈，精通医理的萨迦·班智达“妙手回春”，很快便让他恢复了健康，二人的感情交流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不久，阔端亲自下令，“在往后的祈愿法会上，萨迦·班智达坐在僧众之首，也里可温和萨满教巫师只能位居其后”。不久，他专门在凉州为萨迦·班智达修建了一座幻化寺作为其“驻锡之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归顺帝国”的具体事宜也迅速达成共识。
其中，萨迦·班智达作为西藏僧侣的代表，撰写了一封致藏区各地僧俗领袖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这封信以挽救民族危难为切入点，以极其生动且情深意切的措辞，有理有据地陈述了利害关系，力劝藏区各派僧俗们主动归顺蒙古帝国，免遭西夏般的灭顶之灾。
据《萨迦世系史》中的记载，这封信传入西藏境内后，“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是萨迦·班智达长期努力和精心准备的结晶，具有划时代意义。至此，蒙藏之间直接的政治联合关系，在官方层面被正式确立了下来，同时也为后续西藏归顺中央政府奠定了良好的认知基础。
3）八思巴的传承与挑战
1248年，贵由汗驾崩，他的妻子海迷失后“临朝称制”。于是，围绕汗位的继承问题，窝阔台与察合台系的宗王们，与“敌对”的术赤和拖雷系宗王们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后者赢得了胜利。
1251年，拖雷长子蒙哥（1209—1259）即位。于是，在帝国汗位从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的同时，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宗王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臣僚们，都受到了蒙哥的报复性打击，拉施特认为“被诛者共七十七人。”
值得庆幸的是，因为一直与蒙哥关系较好，阔端并未受到什么冲击。不过，尽管他的属地被予以保留，但政治权力被大大削弱了，这就意味着，萨迦派在藏区的领导地位也遭遇到了重创。
更为遗憾的是，阔端和萨迦·班智达二人均在1251年离世。于是，蒙藏关系开始扑朔迷离了起来。
就在萨迦派面临严峻挑战之际，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主动站了出来。他在有效维护萨迦派权威、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配合蒙古汗庭经略西藏的军政事宜，最终取得了蒙哥与忽必烈的信任。当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蒙哥在即位之初就推行了一系列加强集权的举措。1252年，他命皇弟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并负责青藏地区的括户、即检查人丁户数的工作。
不得不说，蒙哥对西藏地区的经营，比阔端更直接。就拿括户工作来说，阔端一直由萨迦派代理上报户口清册，蒙哥则是直接派遣官员赴藏区清查户口、划分地界，并命令萨迦代表协同前往，便于其开展工作。
除了括户之外，蒙哥不仅派遣大军以武力征讨藏区未降的部族，还与不同教派的宗教领袖们展开了直接接触，旨在进一步确定归属关系。
很快，帝国便基本摸清了藏区各教派与地方势力的大致情况。由此可见。蒙哥已经将西藏完全纳入到了帝国的势力范围。
得益于萨迦派的积极支持，括户工作进展的非常顺利。作为交换，蒙哥也承认了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
不过，帝国在藏区推行的分封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僧俗势力之间的矛盾。
要想加强西藏与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等领域的联系，必须建立一个全藏统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制度。
4）一个帝师的诞生
经过长期的交往，八思巴的人品与学识，逐渐赢得了忽必烈（1215—1294）的信任。
在忽必烈尚未称帝时，他的妻子察必王后就率先请求八思巴为自己传授萨迦派密法灌顶，正式结成了宗教层面上的师徒关系。资料显示，这是萨迦派密宗喜金刚灌顶正式在蒙古王室传布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当忽必烈主动提出灌顶之时，八思巴并未立刻同意。他借此良机，向忽必烈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政治意义的条件。坦诚说，双方的交流并不愉快，但察必王后出色地承担了调停人的角色。
经过一系列的“斗智斗勇”之后，在1253年年末，八思巴正式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吉祥喜金刚灌顶。于是，年仅19岁的八思巴，成为了时年38岁的忽必烈的宗教层面的老师。
与此同时，他要求忽必烈“以弟子的身份礼遇尊奉上师”，“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八思巴的要求，激起了忽必烈的强烈不满。于是，察必王后再度出马，提出了一个折中意见，即“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
不久，忽必烈为八思巴颁赐《藏文诏书》，正式承认了他的“上师地位”。与此同时，萨迦派也得到了忽必烈的“保护”。
在今天看来，八思巴的一系列“神之操作”，为元朝在后续将藏传佛教设为国教以及帝师制度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建号“中统”。同年年末，他加封时年26岁的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领天下释教”。
1270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忽必烈加封其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并更赐玉印。坦诚说，八思巴受封国师，当然有偶然的因子，但更是必然的选择。
首先，无论是蒙古帝国还是元朝，都需要一位宗教领袖承担“精神支柱”的作用。实际上，“国师”不仅是藏传佛教的领袖，还是西藏地区政治代表。封授国师的目的是“因其俗而柔其人”，保证有效地统治西藏地区。
其次，忽必烈在选择藏传佛教领袖时，一开始的备选人物除了八思巴之外，还有蔡巴派与噶玛噶举派的领袖。尤其是噶玛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一直都是八思巴的最大“竞争对手”。
遗憾的是，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战中，一向老谋深算的噶玛拔希站错了队，投靠了阿里不哥；反倒是八思巴，一直坚定地占到了忽必烈的一方。
第三，释道辩论让八思巴在宗教圈内名声大振。1258年，在忽必烈的主持下，佛教和道教的代表在上都、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举行佛道辩论会。
按照规定，两派各选出十七人。其中，道教辩论团的主要成员是全真教的道士，佛教辩论团的主要成员是少林寺的僧人，八思巴以“观摩者”的身份观战。
在辩论环节，道教一方以《史记》为论据，激烈驳斥佛教正统，一度让参与辩论的少林寺僧人们面面相觑、无以应对。
就在此时，八思巴引用道教的论据进行阐述，列举出了道教一方论据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最终，辩论以道教方承认辩论失败、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告终。
5）帝师的工作职责
作为西藏“政教合一”的代言人，八思巴全程参与了元朝对西藏地区施政方针的制订工作，为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立下了非常大的贡献。展开来说，他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吐蕃驿站。
建立驿站的目的，就是通过有效联结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路线，保障政令通达的时效性，巩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需要指出的是，负责建立吐蕃驿站的“答失蛮（入藏使臣）”进入藏区时，都是凭借着“上师的法旨” 与“皇帝的札撒”在沿途发号施令。
由此可见，元朝的统治者们，“已经认充分识到藏传佛教在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做出了倚重萨迦教派首领协助朝廷统治人民的决策。”
其次，领总制院事。
1264年，忽必烈派遣八思巴与其胞弟白兰王恰那多吉返回西藏，旨在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临行前，他赐给八思巴一份酷似“尚方宝剑”的诏书，即《萨迦世系史》等藏文史籍中提到的《珍珠诏书》。
《珍珠诏书》不仅将八思巴置于西藏境内所有教派与地方领主之上的“总领导”地位，并要求这些人必须无条件遵从八思巴的意志。从此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即位后，都会在第一时间赐给帝师《珍珠诏书》。
同年，元朝建立了专门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西藏军政事务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其中，宣政院的最高长官就是八思巴。这就意味着，他不仅是“掌管天下释教”的宗教领袖，也是管理西藏事务的国家公务员，“政教合一”身份被正式确立了下来。
第三，建立西藏行政区划。
八思巴与恰那多吉二人返回西藏后，通过联合各地教派与地方领主的办法，划分了“十三万户”，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萨迦政权。其中，八思巴本人担任“萨迦法王”。
为了方便统治，萨迦政权还设有本钦、朗钦等重要职官，设置了由13种侍从官组成的“拉章”。于是，八思巴不仅是元朝的帝师与总制院使，还是萨迦政权的最高领袖。
当然，这套既适应西藏社会实际特点，又最大限度与中原行政制度相一致的行政规划，始终处于元朝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
八思巴去世后，元朝又增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旨在加强对藏区的有效管理。可即便如此，八思巴所建政制的核心部分并未改变。
第四，创制“八思巴字”。
1267年，八思巴应诏返京。需要指出的是，他接下来的工作，既不是宣讲佛法也不是传授灌顶，而是进献他奉诏创制的一种新型蒙古文字——“八思巴文”。
作为通用于多种语言的统一的书面形式，八思巴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元朝“大一统”中的“缺陷”，维护了元朝的国威。
当然，尽管皇帝圣旨和帝师的法旨在藏区并行无阻，但法旨必须以“皇帝圣旨”开头，表示“帝师的地位和权力都是皇帝赋予的。”
遗憾的是，进入元朝后期，在元朝皇室的荫蔽下，以帝师为首、拥有着如日中天的宗教与世俗地位的萨迦派僧侣们，陆续走上了追求世俗权力的之路。
其结果就是，伴随着元明易代，他们的权势逐渐被“后来者居上”的格鲁派所取代。
03
明清时代的西藏
前面提到，元朝时期，卫藏地区合计有13个万户。根据《西藏王臣记》的记载：
前藏分别是嘉玛、止贡、蔡巴、塘波且巴、帕竹、雅桑等六个万户；后藏分别是拉堆洛、拉堆绛、古尔摩、曲弥、霞鲁、襄等六个万户；另外。还有一个夹在二者之间的羊卓万户。
1）割据时代的西藏
大致在1349年前后，前藏的大部分地区归入帕竹万户的控制治下。1354年，帕竹万户长绛曲坚赞利用萨迦派内讧之机攻入萨迦寺，收缴了元朝赐予萨迦世代管理乌思藏的敕封。这就意味着，后藏的大部分地区也被其据为己有。
不久，绛曲坚赞派出使者前往大都请封，元顺帝加封其为“大司徒”，允许其子孙世袭。至此，帕竹地方政权正式取代萨迦政权，成为了卫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
元明易代后，新的帕木万户在即位后，都会得到明廷的册封。作为交换，他们不仅会定期向明廷进贡，并能得到极为丰厚的奖励。
因此，至少在名义上，帕竹政权严格维护着明朝的权威，不遗余力与明朝在政令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进入15世纪中叶，帕竹政权的统治日趋衰微，西藏再度陷入到了群雄割据的状态。不久，仁蚌巴家族兴起，并联合噶玛噶举派控制了卫藏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明廷也逐渐丧失了对青藏地区的统辖能力。
基于地缘政治和利益的双重考量，居于青海地区的土默特、鄂尔多斯、外喀尔喀等蒙古部落，都深度参与了西藏的政治斗争。
16世纪中叶，辛厦巴家族在推翻了仁蚌巴家族的统治后，建立了辛厦巴政权。进入17世纪以后，辛厦巴·彭错南杰彻底推翻了已经名存实亡的帕竹地方政权，在日喀则建立了藏巴汗政权。
2）和硕特部的青藏征程
雄踞于后藏的藏巴汗政权，不仅大力支持噶玛噶举派，并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联合康区的白利土司以及居于青海的外喀尔喀首领绰克图台吉，共同组建了较为稳固的“反格鲁派”联盟。他们不仅极力遏制格鲁派的发展，还大肆掠夺其经济特权和物质财富。
1632年，在喀尔喀内战中失败的绰克图台吉率部进入青海，一举击溃了格鲁派的“靠山”青海土默特部。
见局势对己不利，格鲁派急忙高层派遣特使，向同样尊崇藏传佛教的卫拉特四部求援。经过反复磋商后，各部首领们一致决定“支持格鲁派，远征青藏”。
为了保险起见，身为盟主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1582—1655）决定亲赴拉萨一探究竟。
通过实地考察，他对青藏地区各派势力的基本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由绰克图台吉与藏巴汗等人组成的“反格鲁派”联盟，并非想象的那么稳固。
在顺利返回大本营后，他立即着手准备远征青藏。沙俄史学家认为，这支军队的出发时间应该在1636年秋。大约在1637年初，这支军队抵达青海境内。
结合《青海史》、《水晶鉴》的记载，大军的主力主要由和硕特部和准噶尔部组成，还有少部分土尔扈特部与杜尔伯特部的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军正式入藏以前，他们以青海为基地，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精心筹备。因此，当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正式开进西藏时，本地的各方势力均无法与之相抗衡。
固始汗进入青海后，遭遇的第一个强敌，正是占据青海且信奉噶举派的绰克图台吉。
1637年初，两军在青海湖边展开终极决战。根据蒙古文史料记载，这场战斗异常惨烈，因为主战场所在地的“两座山岗被鲜血染红”，故该地得名为“大小鸟兰和硕”，即“红山咀”。
最终，固始汗的一万精兵击败了对方的三万（也可能是四万）大军，绰克图台吉兵败被杀，青海成为了固始汗的囊中之物。
战事结束后，固始汗产生了留驻青海的念头。他以丰盛的酬劳慰问了同行的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并将女儿嫁给了他，然后委婉地希望他率领自己的部众返回北疆故地。
巴图尔珲台吉只能唯命是从，并在不久便率领自己的部众与其他盟友返回北疆。这就意味着，固始汗以“离开故土”的代价，独占了卫拉特联军的战果。
1638年，固始汗再一次以香客的身份抵达拉萨。为了拉拢固始汗，五世达赖不仅亲自在大昭寺举行了隆重的法会，还授予了他“丹津崔吉扎勒布”，即“持教法王”的称号。
绰克图台吉的迅速崩溃，让一直崇信苯教的康区首领白利土司栋月多尔济大为震惊。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致藏巴汗的信中狂妄地表示，“明年，我将在喀木集起一支兵，同时你也应当带着后藏的兵来，我们一起消灭格鲁派，让他们连个影子也找不到。”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封信居然落到了固始汗手里。
1639年5月，固始汗的军队“如黑色狂风一样”攻入康区。孤立无援的白利土司连战连败。次年十一月，他兵败被俘并被处以极刑。至此，康区也被纳入进了固始汗的势力范围。
在稳定了康区局势后，固始汗在第一时间就释放了被囚禁的萨迦、格鲁、噶举、宁玛等派的僧人。这样的“仁义之举”，极大程度博得了各大藏传佛教教派的好感和信任。
在先后消灭了两位劲敌后，固始汗正式开启了进军西藏的进程。此时，他的最大对手只剩下了雄踞后藏且信奉噶举派的藏巴汗丹津旺布一人。
1641年，他的大军全面开进卫藏地区。为了一击制胜，他故意放出风声，声称自己要从康区返回青海。藏巴汗信以为真，便放松了戒备。但现实情况是，和硕特军队已经顺利通过了昌都。
在截断了所有的大道后，固始汗的军队向藏巴汗发起了全面攻击。面对对方潮水一般的攻势，无计可施的藏巴汗，不得不向扎什伦布寺的寺主罗桑却吉坚赞（即四世班禅）求助，希望他能从中斡旋。
本着不忍生灵涂炭的慈悲心态，罗桑却吉坚赞亲赶赴固始汗大营进行调解。
但需要指出的是，固始汗尽管给予了对方极大的尊重，但态度强硬地表示，唯有藏巴汗无条件交出政权和军队，自己可以考虑为其建立一个庄园，供其安享晚年。
如此苛刻的条件，藏巴汗自然无法接受。最终，双方在日喀则城下展开了多番激战，藏巴汗的军队连连败退。
1642年，弹尽粮绝的藏巴汗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固始汗用武力完成了西藏地区严格意义上的统一。
3）和硕特汗国的崛起与崩溃
实际上，在固始汗在入藏之初，以五世达赖为首的格鲁派上层人士们，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信任。
为了赢得对方的信任，固始汗不仅从未以征服者自居，还以“护教者”的身份，保持着对格鲁派上层僧侣的极大尊重。
在1642年击败藏巴汗后，固始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忽必烈皇帝向八思巴大师奉献的三次大布施之例，将包括日喀则在内的西藏十三万户，全部奉献给五世达赖”。
1645年，他敕封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与五世达赖共同成为了藏传佛教的最高权威。
得益于格鲁派大力支持，“身居布达拉宫狮子宝座上”的固始汗，顺利建立了和硕特汗国，全面开启了对青藏地区的统治。
他令长子达延以汗位继承者的身份，率领和硕特部众驻牧于达木；令第六子达赖巴图尔以副王的身份统领留居于青海的和硕特台吉，并设立“青海八台吉”和左右二翼长等职位，协助其管理青海事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始汗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得到格鲁派上层的支持，还要与中原王朝维持稳定的友好关系。
清军入关后，清廷对青藏地区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即全面认可了和硕特汗国与格鲁派在青藏地区的地位。
1644年，清廷专程写信告知固始汗，意欲迎请五世达赖访问北京。因为清廷了解到，要想礼请达赖喇嘛，必须提前得到固始汗的首肯。
在此后的1648、1650、1651年，清廷接连派遣使者进藏，邀请达赖五世赴京。
1652年，五世达赖亲率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使团访问北京。次年4月，清廷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和金印。
与此同时，清廷册封固始汗为“遵文行义敏慧固始汗”，希望他能与清廷保持友好关系。尽管对于清廷而言，册封更像是权宜之计。
用发展的眼光看，固始汗的操作可谓“一箭双雕”。有了清朝的官方背书，不仅有效牵制了以准噶尔蒙古为首的对西藏虎视眈眈的外部势力，也取得了统治青藏地区的合法依据。
1654年，固始汗去世。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的僧俗势力的矛盾变得愈演愈烈了起来。简单地说，五世达赖本人的政教权力日趋膨胀，和硕特汗王的话语权日趋衰微。
比如在一场举行于1672年，由五世达赖做东道主的宴会上，“铺设五层坐垫的是清朝皇帝的正副使臣、持有皇帝赦书印信的内部的众昂索。坐垫的高低适合的是喀尔喀的汗王，比其稍低的是（和硕特汗王）丹增达延汗、厄鲁特车臣汗等继承王位的人。”
一言概之，和硕特汗王的地位不仅低于清朝的使臣，甚至还低于远道而来的的喀尔喀汗王。
1703年，继承汗位的拉藏汗，乘准噶尔汗国遭受清朝打击而元气大伤（拓展阅读：一文概述：策妄阿拉布坦的崛起与对南疆的征服）以及第五任第巴桑结嘉措因封锁五世达赖去世的消息而陷入被动的时机，以“六世达赖作风不轨”为由，向格鲁派发动了全面进攻。
1705年，拉藏汗夺回了和硕特汗国的最高权力。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他不仅扶立了新的达赖喇嘛，还设立了一个由四名蒙古宰桑组成的大臣会议，将西藏本地的贵族们排除出了权力中心。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乏格鲁派高层以及大多数西藏民众的支持，他的统治潜伏着极为严重的隐患。尤其是武力夺权以及任意废立达赖喇嘛的举措，几乎令他民心尽失。
在得到格鲁派的暗中联络下，准噶尔大汗策旺阿拉布坦以“护教”为由，于1717年一举摧毁了和硕特汗国，结束了其在西藏长达75年之久的统治。
4）清朝的治藏进程
进入拉萨的准噶尔军队，“见到唐古忒人之物件则抢，遇人则杀。致使父母妻子离散，拆毁寺庙。种种暴虐，致使唐古忒人惟有怨泣而已”。饱受欺压的西藏官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最终与清廷取得了联系。
1718年，康熙皇帝命额伦特率兵数千人入藏，正式开启了“驱准战争”。与此同时，以康济鼐和颇罗鼐为首的西藏贵族们，也先后在阿里和后藏起兵，向准噶尔军队发起了挑战。
在经过了第一次的惨痛失利后，清军在1720年发动了第二次“驱准战役”，并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
伴随着西藏局势的日趋稳定，清朝决定“去和硕特化”，即采取“以藏治藏”的举措，委任当地贵族担任首脑，旨在巩固中央对西藏的管理。与此同时，清廷严格恪守“政教分离”的原则，限制宗教势力的参政意图。
1721年，在清廷的授意下，传统的第巴制度被噶伦制度取而代之。基于分权的考虑，清廷共任命了五位噶伦。其中，只有一位是宗教人物，即七世达赖的强佐札尔鼐。
遗憾的是，噶伦制仅实行了6年就遭遇了挑战。原因很简单，被清廷任命为首席噶伦的康济鼐，因为五人当中地位相对较低，因此一直难以服众。再加上他大肆压制宁玛派的举措，引发了宁玛派信众的强烈不满。
1727年，阿尔布巴联合隆布鼐、扎尔鼐二人，在噶伦议事厅将康济鼐诛杀。随后，三人还派兵赶至后藏，企图将属于康济鼐一派的颇罗鼐一并除掉。至此，史书中的“卫藏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
1728年5月，颇罗鼐亲率后藏与阿里军队9000余人兵分两路向拉萨进击，两个月后，他的军队便进至拉萨近郊的喀巴一带。
不久，大军顺利攻入隆布鼐大营，兵锋直趋拉萨。兵败如山的阿尔布巴等人，只能狼狈逃入布达拉宫。
7月5日，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人被擒获。不久，阿尔布巴及其亲属和党羽等17人被处决。至此，历时一年的卫藏战争宣告结束。
卫藏战争结束后，颇罗鼐成为了西藏地区权势最高的人。不久，清廷册封他为贝子。1739年，他被加封为郡王，总理全藏政务。至此，西藏开启了“郡王治藏”时代。
与此同时，清廷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衙门，委任僧格和马喇二人为驻藏大臣，直接监督地方政权处理政务；留驻藏清军2000余人，归驻藏大臣节制和指挥。
1747年，颇罗鼐病故，他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总理全藏事务。
与父亲不同，史书中的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一直以“专权怙恶，暴戾恣睢，潛谋不轨”著称。
见此君居心叵测，时任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二人决定先发制人，于1750年十月意欲将其诱杀。遗憾的是，二人的计划并未成功，最终还被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亲信洛桑扎西所害。
不久，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直接发动了反清叛乱。同年十一月，乾隆派遣四川总督策楞统兵进藏，很快便平息了这场叛乱。不过，这也意味着一度被寄予厚望的郡王制度，彻底宣告失败了。
实际上，在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被平息后，怒发冲冠的乾隆皇帝一度准备在西藏地区推行“中原汉制”，设立道、府、知县等机构，并将西藏一切事务交由驻藏官员处理，但最终被国师章嘉三世给“劝了下来”。
冷静下来之后，乾隆决定将西藏的政教权力“交给七世达赖”，命他与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事务。
原因很简单，这一举措不仅可以有效遏制当地贵族的权力扩张，也能缓和当地僧俗势力之间的矛盾。
最终，清廷在西藏建立了以达赖和班禅为核心的具备“政教合一”性质的噶厦制度。
与此同时，清廷制定并颁布了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治藏法规，在显著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与地位的同时，有效巩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监管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噶厦政府专权，清廷在完善了驻藏大臣制度的同时，还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
展开来说，以达赖和班禅为首的宗教领袖的继任人选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央政府所有。换言之，只有经过清廷 “官方确认并明令特准后的转世活佛，才是合法的”。这样的举措，进一步明确了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从属关系。
另外，从1721年开始，西藏境内一直留有成建制的驻军。数据显示，当时留驻于各地的清军官兵合计约4000余人，其中近3000人驻守拉萨。与此同时，清廷还在西藏通往新疆的各要道路隘严设卡伦。
1792年，清朝在第二次击退廓尔喀的入侵后，驻军也随之深入到后藏地区。
其中，“绿营军驻前后藏、定日、江孜各处，兵额646名；驻打箭炉至前藏一带粮台兵782名；藏军固定额数3000名，前、后藏各1000名，江孜、定日各驻500名；驻军头领均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挑选充任，并发给执照；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巡视边境，检阅军队”。
至此，清朝驻军西藏成为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朝覆灭。
七世达赖圆寂后，清朝再度推出了摄政制度，有效解决了前世达赖与后世达赖之间的权力交接与过渡问题，西藏的政教合一政治体制日趋完善。
最终，噶厦制度成为了西藏的“根本制度”，甚至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才宣告终止（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清朝是如何搞定西藏的？）。
04
尾声
值得注意的是，受限于历史局限性，历代中原王朝对西藏的治理，主要是基于宗教和贵族的角度进行的，对于藏族普通民众福祉的关注比较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西藏的农奴制，改变社会结构，并开展各项建设，使其获得新生。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文化认同对于确立国家认同层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对国家的主体文化认同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更容易滋生分裂主义思潮。
因此，我们在与分裂分子展开坚决斗争的同时，必须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力推动边疆民族与内地人员之间的全方位交流，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创造中国各民族共享共有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根源上消除分裂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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