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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外蒙古独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个名字如同一把罪恶的火炬，点燃了外蒙古分裂的烽火，他就是哲布尊丹巴活佛。当时代的巨轮滚至辛亥革命前夕，一场惊天阴谋在 1911 年旧历六月十五日悄然拉开帷幕。他如黑暗中的魔影，纠集流达多尔斗等十八位王公、喇嘛，密会于库伦城外，那间隐匿在茂密森林中的蒙古包，成为了叛国的温床。在激烈的争议中，他凭借宗教与贵族的双重权威，强势压制反对之声，甚至对忠诚于国家的巴德玛多尔济痛下狠手，决然踏上分裂之路，自此，外蒙古的命运被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紧接着，他以一纸卖国求荣的信函，向沙俄抛出了外蒙古的主权诱饵，通商、铁路、邮政等权益皆沦为交易筹码，只为换取那虎视眈眈的沙俄助力其分裂迷梦。在沙俄的撑腰下，他的野心愈发膨胀，悍然宣布外蒙古脱离中国，自立为“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那场盛大而荒诞的“登基”闹剧，仿照着成吉思汗的往昔荣光，却满是对历史的亵渎与背叛。其组建的“独立政府”网罗各方叛贼，更将分裂的毒手伸向内蒙古，煽动王公喇嘛加入其阵营，一时间，边疆危如累卵，国家统一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创，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这个身披宗教外衣却心怀不轨的哲布尊丹巴活佛……
在历史的长河中，古老的华夏大地承载着五千年的璀璨文明，其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华夏儿女，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岁月的征程中艰难前行，踏入了二十世纪的第一个辛亥年——公元 1911 年。 这一年，犹如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历史的水面上激起千层浪涛，无论是祖祖辈辈在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平民百姓，还是位高权重、被尊崇为至尊至圣的王公贵族，亦或是肩负着记录历史使命的历史学家，乃至那些对华夏大地觊觎已久、妄图从中谋取私利的洋人，都对这一年刻骨铭心。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如同一道利剑，斩断了封建帝制的枷锁，沉睡的国人在这声枪响中猛然觉醒，紫禁城的皇帝黯然退位，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篇章。 然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并未给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带来片刻的安宁。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陷入了一片动荡与混乱之中，各方势力纷纷粉墨登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军阀混战，硝烟弥漫，他们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彼此争斗不休，磨刀霍霍，妄图在这乱世中建立自己的霸权；列强环伺，虎视眈眈，那些心怀不轨的洋人，在一旁觊觎着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企图趁火打劫，抢夺胜利的果实，重新塑造符合他们利益的统治秩序，将中华民族再次拖入苦难的深渊。 在众多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中，沙俄无疑是最为贪婪和凶狠的“饿狼”之一。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和武力威胁，已经将满清王朝驯服成为其忠实的附庸，强行割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如今，面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剧烈变动，沙俄岂会轻易放过这一绝佳的机会？它再次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经过一番寻觅，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外蒙古地区，企图在这片土地上掀起一场新的风暴，进一步扩大其在华的势力范围。
在遥远的圣彼得堡皇宫后宫，夜幕笼罩，七色彩灯柔和的光芒在宫墙间摇曳，营造出一种宁静而又神秘的氛围。宫门口，尼古拉二世的贴身宫人们满脸疲惫，无精打采地站立着，他们的眼皮沉重地耷拉着，仿佛被无形的困意紧紧束缚，那略显无奈的神情，似乎在默默诉说着宫廷生活的单调与乏味。按照宫廷惯例，他们需要在皇帝宠幸完妃子后，小心翼翼地处理好各项后续事宜，方能获得片刻的休息，或在宫门口值守，或回到自己的小屋中稍作休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生活早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种常态。 然而，这一晚，平静的后宫却被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尼古拉二世兴致颇高，刚刚点了他的宠妃安娜爱莎前来侍寝。就在这时，一名一等宫人神色匆匆地赶来禀报，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和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有紧急事务求见陛下。尼古拉二世凭借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立刻意识到在这黄昏时分两位大臣的紧急求见，必定预示着一场重大事件的发生。为了确保谈话的保密性，他果断地将身边的贴身宫人全部留在后宫，独自前往会见两位心腹大臣。 此时的安娜爱莎，内心正被复杂的情感所交织。她清晰地记得，自上次承蒙皇帝宠幸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五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在这期间，每当日落西山，余晖洒在宫墙之上，月上柳梢头之时，她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尼古拉二世离别时那充满柔情的话语：“安娜，我的爱妃，我们不久便会再次相见。” 这些话语如同春日里的暖阳，在她的心中点燃了希望的火焰，令她浑身燥热，在那宽敞的宫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漫漫长夜，仿佛故意与她作对，每一分每一秒都变得无比煎熬，她时常在心中暗自埋怨尼古拉二世的薄情。但理智告诉她，这并非全然是皇帝的过错，在这充满权谋与争斗的宫廷之中，那些妖艳的竞争者们说不定在背后施展了种种手段，阻碍了皇帝的脚步。
今晚，当她突然接到那承载着皇帝恩宠的点幸牌时，心中的喜悦瞬间如潮水般涌来，将之前的所有哀怨都冲得烟消云散。她急忙在洁白的玉池中精心沐浴，一遍又一遍地往上身喷洒着法国威娜宝摩登香水，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皇帝到来的热切期盼。随后，她仔细地审视着自己居室中的每一处细节，那毛茸茸的澳式地毯上摆放着的墨绿色法制钢琴，金壁辉煌的垂式大吊灯高悬在屋子中央，一尘不染的各色小古董错落有致地陈列在精美的木柜之中。她生怕有丝毫的差错，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居室的摆设出了问题，才导致皇帝许久未曾宠幸自己。 “叭哒！叭哒！”正墙上金钟的计时声清脆地响起，打破了安娜爱莎的沉思。她下意识地抬起头，那美丽的睫毛轻轻颤动，望向金钟，当看到指针指向三点时，她的心中不禁一沉。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她敏锐地预感到宫中今晚必定发生了重大事情。尽管她对两位大臣紧急求见尼古拉二世的缘由一无所知，毕竟宫廷规矩森严，这些机密之事是不会传入她的耳中的。 事实证明，安娜爱莎的预感是准确无误的。沙查诺夫和库罗巴特金的紧急求见，并非是宫中出现了内部变故，也不是俄国国内发生了动乱，而是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辛亥革命紧密相关。
在武昌起义前后的那段时间里，在尼古拉二世的授意下，沙查诺夫和库罗巴特金如同两只敏锐的猎犬，紧紧地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他们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积极策划着各种应对策略，甚至联合发布命令，大规模增调兵力开往中国东北和北京地区，妄图重演当年镇压义和团运动的那一幕，再次对中国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掠夺，以维护沙俄在华的既得利益。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就在武昌起义的次日下午，俄国驻北京领事米勒尔发来的急电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他们的原有计划。电文的大致内容是告知中国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的烽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满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看起来难以再依靠其维护俄国在中国的利益，请求沙皇尽快发布谕旨，商讨应对之策。 沙查诺夫收到急电时，正沉浸在牌局的欢乐氛围之中。他今天的手气极佳，几轮下来，身边堆积的黄豆，在他们的牌局中，一粒黄豆相当于 5 卢布，已经如同小山一般。而与他对弈的卡秋莎却运气不佳，就像熟透的桃子从树上掉落，一圈比一圈表现得差，手中的黄豆不断地流向对手的领地。卡秋莎容貌娇艳动人，粉嫩细腻的肌肤，纤细柔美的手指，尤其是那头金黄澄亮的秀发下，一双水汪汪的杏仁眼，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任何男人见了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女人们在羡慕之余也难免心生嫉妒。再加上她那能说会道的小嘴，即使是毫无头绪的事情，经她一说，也仿佛变得有理有据。
看着卡秋莎手气越来越差，沙查诺夫心中既着急又心疼。他一心想要继续玩下去，直至让卡秋莎重新展露笑颜。在他的心中，在牌场上绝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扫兴，他愿意付出百倍的努力，让她事事顺心如意。 就在这时，大臣助理神色慌张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恭敬地递上了那份来自北京的急电。沙查诺夫看完电文后，目光从卡秋莎身上缓缓移开，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凝重的神情。尽管心中充满了不舍，但他深知这份急电的重要性，在国家利益面前，他不得不暂时放下牌局。他的内心深处，也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或许在这一瞬间，他也体会到了当官的无奈，有时甚至比不上普通百姓的自在。 沙查诺夫迅速抓起电话，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便是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多年的外交生涯让他深刻明白，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外交谈判就如同无根之萍，毫无分量可言。 几乎在同一时间，侍卫长也正在库罗巴特金的办公桌前，一字一句地宣读着那份来自北京的急电。就这样，两位大臣心领神会，相约一同前往克里姆林宫，面见尼古拉二世。
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客厅里，气氛凝重而压抑。从晚霞初照一直到次日东方破晓，尼古拉二世与他的两位心腹大臣围绕着北京急电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话题纷繁复杂，争议不断，但有几个关键的要点却在讨论中逐渐清晰，并达成了一致。 他们一致认为，在中国正深陷内患的关键时刻，这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此时俄国果断地提出一系列要求，清政府很可能会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轻易地做出承诺。他们进一步谋划，应当趁机将俄国的国境线推进到与内蒙古相连的戈壁沙漠地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便是推动蒙古实行自治，使其完全脱离中国的统治体系。一旦蒙古实现自治，俄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北蒙古及周边地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从而让蒙古的行动完全符合俄国的利益需求。 在这场密谋接近尾声之时，尼古拉二世微微眯起眼睛，用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下髭，不紧不慢地说出了几句极具野心的话：“从我们俄国的战略利益出发，将中国分割成几个独立的国家，是最为符合我们广泛利益的布局，这便是我们伟大帝国的理想蓝图。我们必须全力保护外蒙古的‘独立’，使其彻底脱离中国的怀抱。俄国肩负着扶助全蒙自治的神圣责任，对于那些不服从的各旗，务必以蒙古君主的名义，借助我们俄国人的力量强制执行。” 或许当时的人们都未曾料到，正是在这个不眠之夜，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里的这场三人密谈，为二十世纪初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的罪恶行径定下了基调。此后，沙俄在外蒙古问题上所上演的一幕幕丑剧，所采取的一系列侵略行径，都能在这次密谈中找到其根源所在。这背后或许是长期以来沙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在俄国人心中的深深积淀，也或许是对利益的贪婪追求让他们欲火中烧，即使吃不到大块的肥肉，也要想尽办法啃下一点残渣。
在沙俄的官方喉舌中，报纸《新时代》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尤为典型。1911 年 11 月 30 日，《新时代》在头版用大幅版面刊登了关于中国武昌起义的报道和评论，字里行间充斥着沙俄的野心和对中国的蔑视。其中一些原文摘录如下：“俄国应当迅速派遣国防军，进入中国各个已经倾向于俄国的地区，率先采取行动，与英、法、日等国共同瓜分这个在他们眼中如同‘赘物’的中国。” 将拥有悠久历史、作为亚洲第一大国且为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贬低为“赘物”，这充分暴露了当时俄国人的狂妄与傲慢，以及对中国的极端轻视。在这种扭曲的心态驱使下，俄国无论说出何种狂妄之言，做出何种侵略行径，似乎都不足为奇了。 《新时代》原本企图通过这样的报道来制造轰动效应，期望能够获得沙俄政府的褒奖和支持。事实上，这篇报道确实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当天的报纸在全俄各地被抢购一空，人们在大街小巷中互相传阅，纷纷议论。然而，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未引起沙俄政府的特别震动。因为报纸上所提出的主张，早已是政府暗中蓄谋已久的如意算盘，对于政府而言，这些言论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的野心和胃口远不止于此。 见此计不成，《新时代》并未善罢甘休，很快又推出了号外。在巨大的篇幅上，用醒目的字体写道：“如果我们不利用邻国中国的衰落来实现我们伟大帝国的理想，那简直是愚蠢至极的行为。” 其急切地想要推动沙俄政府加快对外侵略的步伐，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的心态昭然若揭。
与此同时，沙俄的《远东评论》杂志也在这场舆论战中不甘示弱。《远东评论》向来有着沙俄政府“远东顾问”的美誉，在全俄范围内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然而，由于杂志的出版周期相对较长，在灵活性方面与报纸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报道和评论中国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时，一开始便被《新时代》抢了先机。 《远东评论》自然不肯咽下这口气，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地位，杂志社迅速组织了最精锐的团队，调动各方资源，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报道和分析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努力，《远东评论》一经发行，便赢得了从上到下的广泛赞誉。尼古拉二世看到杂志卷首的第一句“给予亚洲俄国以保障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修正国境，此外再没有其他办法” 时，不禁拍案叫绝。当读到“蒙古和北满……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俄国要在有可能用墨水来划分的限度内，务必尽快早些来划这条线。如果把这种企图拖延下去的话，恐怕会要到非划‘一条血线’不可的地步” 时，更是兴奋得难以自持，大手一挥，高声喊道：“拿酒来！” 由此可见，《远东评论》的观点与沙俄政府的侵略意图高度契合，进一步煽动了沙俄对外扩张的野心。 在彼得堡郊外，有一片与周围充满烟火气息的居民院格格不入的开阔地，一座壁垒森严的三层楼房矗立在那里。楼房的四周布满了高压电网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仿佛一只巨大的钢铁牢笼。在网的外围，荷枪实弹的卫兵们如鬼魅般穿梭巡逻，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附近的居民们从外观上便能猜测到这个地方非同寻常，但一直都不清楚它的真实用途。直到苏联“十月”革命之后，人们才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原来这里是沙俄政府的最高陆军作战室，是沙俄诸多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中枢，无数侵略的号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楼房的第三层是全封闭的防弹室，具有极高的安全性，而楼底还有一个地下室，平日里由作战室的工作人员居住，一旦战争爆发，这里便会迅速转变为秘密机要室，承担起更为重要的军事指挥和情报传递任务。
1912 年 10 月，当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沉浸在暖洋洋的秋日氛围中时，莫斯科却已被严寒所笼罩，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卷起地上层层积雪，仿佛要将整个城市吞噬。那纷飞的雪花肆意地拍打着人们的脸庞，让人睁不开眼睛，即使穿着厚厚的羊皮袄，也依然会被雪水浸湿，留下一片片斑驳的雪渍。 10 月 7 日清晨，附近的居民们惊讶地发现，这座平日里就充满神秘色彩的军事建筑周围，突然出现了好几层全副武装的俄国土兵。他们身姿挺拔，神情威严，如临大敌般整齐地排列着，那冰冷的枪械在晨光的映照下闪烁着寒光，给这片寒冷的土地增添了几分肃杀之气。居民们面面相觑，纷纷交换着眼色，传递着心中的疑惑和不安，胆子大一些的人则在一旁窃窃私语，交头接耳地互相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的三层防弹室里，十几张长方桌子一字排开，桌子两旁，两肩扛着各色肩章的高级军官们双手压膝，挺胸抬头，正全神贯注地聆听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的训话和命令。 武昌起义爆发后，沙俄政府迅速采取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他们先是在武汉地区协助清朝政府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妄图扑灭革命的火焰，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腐朽的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尽管沙俄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阻止革命的浪潮。随后，沙俄又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串通，妄图共同瓜分中国，进一步扩大其在华的侵略权益。 沙俄眼睁睁地看着清政府的垮台已经成为定局，但他们并不甘心就此罢休。在他们的眼中，清政府虽然已经倒台，但中国这块肥肉依然诱人，他们绝不能放弃任何谋取利益的机会。于是，他们秉持着“狗丢了，肥肉不可丢；大狗完了，小狗还得养”的信念，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寻找着新的突破口。同时，他们严格遵循沙皇在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关于蒙古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冷静观察——但不要因此竟将机会错过！”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沙俄一直跃跃欲试，但始终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中国发动新的攻击。
终于，机会来了。1912 年 1 月到 8 月期间，沙俄派遣到中国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特务开始发挥作用，他们在当地暗中煽动和策划，成功地挑起了两地上层王公的叛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叛乱，中国军民毫不畏惧，奋起抵抗，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战事在这片土地上接连不断地爆发。 进入 10 月后，中国军民经过艰苦的战斗，逐渐平息了叛乱，一份份战败的情报如雪花般飞回沙俄，摆在了尼古拉二世的面前。对于沙俄而言，这既是厄运的降临，也是机遇的到来。他们感到悲哀的是，苦心经营的内部反叛被中国军民一一击破，原本企图通过扶持傀儡政权来控制蒙古的计划遭受了重大挫折；但他们也感到庆幸的是，这场叛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借口，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中国发动军事进攻、实现其帝国理想的借口。 10 月 6 日，尼古拉二世紧急密调库罗巴特金进宫，面授机宜，并发布了重要谕旨。库罗巴特金领旨后，不敢有丝毫懈怠，马不停蹄地召回了陆军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齐聚陆军最高作战室。到了 10 月 7 日，按照严格的军纪军规，在前一天午夜，陆军最高作战室便布置了一个特种连进行严密警戒，确保此次军事会议的安全与机密性。
在三楼的防弹室里，库罗巴特金神情严肃地完成了训话。他的目光如炬，缓缓扫视着安静得几乎能听见空气流动声的作战室，以及两列整齐威武、正襟危坐的部下。突然，他提高了音量，大声下令：“所有沿中国边界的驻军，立即进入一级戒备状态，听候命令！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得有任何失误，如有违抗者，必将严惩不贷！” 这道命令如同一记重锤，瞬间打破了作战室的寂静，也预示着沙俄对外蒙古的侵略行动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外蒙古“独立”这一违背历史潮流的事件，就如同一个畸形的怪胎，在其孕育之初，即中国辛亥革命前夕，便已在暗中开始躁动不安。回顾那段历史，其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就像一幅幅充满血与泪的画面，既令人痛心疾首，又发人深省，为后人揭示了一段黑暗而又沉重的历史脉络，引发了无尽的思考。 在一个夜色深沉、月暗星稀的夜晚，外蒙古的僧侣们怀着对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崇敬之情，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不辞辛劳，历经长途跋涉，只为向活佛进献一年一度的“丹书克”祭礼。这一天，他们忙碌了整整一天，心中满是兴奋与期待，他们虔诚地祈盼着能够得到活佛的摸顶赐福。在他们的信仰中，如果有幸得到活佛的摸顶，那将是莫大的荣耀，意味着他们全家在这一年里都会吉祥如意、事事顺利。即使无法得到摸顶，只要能够远远地望上活佛一眼，他们也会感到无比的满足与荣幸。然而，这一年——1911 年的这一天，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当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众多王公、喇嘛的簇拥下，出现在预先精心搭建的豪华蒙式祭坛上时，天空突然风云变色。原本还算晴朗的天空瞬间被黑云笼罩，仿佛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遮住了整个天空，紧接着，倾盆大雨如注般从天而降。那些满怀期待的僧侣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雨浇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在泥泞的道路上挣扎着抬起头，眼中的希望瞬间破灭，心中的圣灵之光仿佛也被这黑暗的天气所吞噬。没有人能够得到那至高无上的活佛摸顶厚爱，他们所面临的只有冰冷的雨水和无尽的失望。 此时的哲布尊丹巴，表面上看似镇定自若，实则早已心怀鬼胎。他在众人的簇拥下，趁着风雨的掩护，伙同流达多尔斗、察克都尔扎布、棍布苏伦等十八个王公、喇嘛，按照预先精心策划的计划，秘密地来到了库伦城外的一片茂密森林里。在森林深处，一个硕大的蒙古包静静地矗立着，这里即将成为他们策划外蒙古“独立”的罪恶之地。他们钻进蒙古包，一场关乎外蒙古命运的秘密会议就此拉开帷幕。 会议伊始，气氛便异常紧张。对于“独立”这一敏感而又重大的问题，与会者们分成了鲜明的两派，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得不可开交。赞成“独立”的一方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他们声称外蒙古只有脱离中国的统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发展；而反对“独立”的一方则痛陈利害，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外蒙古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中国将会给外蒙古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双方唇枪舌剑，言辞激烈，互不相让，整个会议现场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为了确保会议的保密性，当日下午，会议地点转移到了库伦附近的博克多乌拉山山坡上。这里地势险要，人迹罕至，为他们的秘密会议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然而，随着会议的深入进行，他们发现这里仍然存在着被发现的风险。于是，黄昏时分，会议再次转移，这次他们来到了俄国侨民的住宅里。在这里，他们终于可以相对安心地继续商讨他们的“独立”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晚间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人员出现了一些变动。反对“独立”的宗教上层额尔得尼商卓特巴喇嘛巴德玛多尔济被强行清除出会议，而沙俄驻库仑领事刘巴却亲自出席了会议。刘巴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会议的走向，他凭借着沙俄的强大势力和自己的外交手段，在会议上颐指气使，左右了整个会议的进程。在他的操纵下，会议逐渐朝着有利于沙俄和外蒙古叛国集团的方向发展。 一直到夜半时分，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和讨价还价，一封哲布尊丹巴请求沙皇援助外蒙“独立”的信件初稿终于基本“拟成”。刘巴看着这份信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深知这份信件对于沙俄实现其对外蒙古的侵略野心具有重要的意义。随后，他心满意足地起身离去，标志着这一天的秘密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 如果说克里姆林宫小客厅的三人密谋为沙俄侵略外蒙、制造外蒙“独立”定下了基调，那么 1911 年旧历六月十五日的外蒙王公、喇嘛秘密会议则成为了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叛国集团追随沙俄、背叛祖国的起跑线。这一天，如同一个黑暗的印记，深深地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是历史的长河，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永远不会忘记这罪恶的一天。
在本世纪初的彼得堡，对于外宾的接待有着一套严格而又规范的模式。每当有重要的贵宾来访时，整个城市都会忙碌起来，大街小巷都会被装点得焕然一新。巷尾街头挂满了各色彩旗和彩带，每隔不远的地方，高大的旗杆上便会同时悬挂着俄国国旗和来访国的国旗，象征着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大大小小的店铺门前也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横幅，表达着对贵宾的欢迎之情。当地政府还会采取各种手段，用金钱和物质利诱彼得堡城附近的居民，让他们赶着马车，或者乘坐政府提供的大卡车，手持三角小旗，在贵宾经过的沿途排列整齐，欢呼雀跃，摇旗欢迎，营造出一种热烈而隆重的氛围。 1911 年 8 月 15 日，杭达多济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钦命外交大臣”的显赫头衔，率领着所谓的“蒙古代表团”抵达彼得堡。他们的到来受到了沙俄政府的高度重视，车站上举行了一场极其隆重的欢迎仪式。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以及陆军大臣等数十名专职外交官亲自到车站迎接，他们身着盛装，面带微笑，展现出对“蒙古代表团”的极大尊重。数千名手举小旗的欢迎群众在警戒线外围整齐地排列着，他们热情高涨，高呼口号，欢迎“蒙古代表团”的到来。礼宾乐队也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激昂的旋律在车站上空回荡，为整个欢迎仪式增添了几分庄重与热烈的气氛。 在握手寒暄过后，涅拉托夫率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在致辞中多次强调沙俄一定会全力支持和援助外蒙古脱离中国，实现所谓的“独立”，甚至还提出了合并内外蒙古的狂妄要求。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和对蒙古地区的野心勃勃的企图，充分暴露了沙俄的侵略本质。
杭达多尔济也随后发表了致辞。他首先对沙皇的隆重欢迎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接着表示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向沙皇呈递外蒙古接受俄国“保护”的“请求书”。然而，当他站在车站的讲台上，面对记者的提问时，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一幕。当记者问到“请求书”的具体内容时，这位所谓的“钦命外交大臣”顿时变得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他连说了五通“这个”，却始终未能说出一个字的下文，这一场景让在场的所有“蒙古代表团”成员都感到无比的窘迫，他们的脸上纷纷泛起了红晕，杭达多尔济更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一家俄文小报在报道杭达多尔济时，调侃他“口吃得惊人”。但实际上，杭达多尔济与口吃并无任何关系。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除了自身外交经验欠缺这一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请求书”的内容实在是见不得人，充满了对祖国的背叛和对民族利益的出卖。在书面上，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叛国意图，但在口头表达时，却难以启齿，毕竟他们也深知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可耻。 8 月 16 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亚细亚式会客厅里，沙俄内阁总理斯托雷平接见了杭达多尔济一行。杭达多尔济怀着忐忑的心情，将哲布尊丹巴给沙皇的信件恭敬地交给了斯托雷平。在这封信中，哲布尊丹巴等人明确提出，愿意以出卖外蒙古地区的通商贸易、修筑铁路、开办邮政等重要主权为代价，换取沙俄对即将成立的“蒙古国家”的援助和保护。他们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将外蒙古的命运拱手交给了沙俄，完全不顾及外蒙古人民的利益和未来。 为了进一步讨好沙俄，赢得沙俄的支持，杭达多尔济等人还不惜重金，向沙皇和沙俄政府的许多权贵大臣馈送了大量的名贵礼物。其中，有一尊金佛更是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宝，其工艺精湛，价值连城。这尊金佛至今仍被放置在俄国故宫的中国馆中，成为了沙俄侵略外蒙古的历史见证。 斯托雷平为了实现沙俄的帝国理想，对于主动“上门乞求”的“蒙古代表团”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外蒙古叛国集团的请求，并立即采取行动。沙俄陆军部接到命令后，迅速指示伊尔库次克军区，将一万五千枝步枪、一万五千把骑兵军刀以及七百五十万发弹药全部交给了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叛国集团，为他们的“独立”行动提供了强大的军事支持。同时，沙俄还派出了一营步兵和几百名哥萨克骑兵，以加强库伦领事馆的防卫为名，堂而皇之地开驻库伦。此外，沙俄还指使受其豢养的陶克陶胡带领几十名亲信赶到库伦，参与“独立”奠基活动，
进一步壮大了外蒙古叛国集团的势力。
1911 年 10 月中旬，在俄蒙公路上，出现了一幅令人痛心疾首的画面。绵延数十里的沙俄侵略军，如同一股黑色的洪流，由骑兵开道，耀武扬威地向 外蒙古境内进发。他们的行军队伍浩浩荡荡，一路上烟尘滚滚，所过之处，百姓们无不胆战心惊。杭达多尔济等人也在这个时候从俄国回到了库伦，他们在沙俄的支持下，开始加紧筹划外蒙古的“独立”事宜。 在沙俄的幕后操纵下，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叛国王公喇嘛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进“独立”进程。他们迅速组成了以杭达多尔济为头目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这个所谓的“衙门”实际上就是外蒙古叛国集团的核心领导机构，负责具体领导外蒙古的“独立”运动。他们企图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来实现他们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罪恶目的。 1911 年 11 月 30 日清晨，清朝库伦办事处办事大臣三多早早地便起床了。近一个月来，他一直处于高度的焦虑和不安之中，心情沉重，面容憔悴，明显消瘦了许多。他无法忘记，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库伦时，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王公、喇嘛们那幸灾乐祸、洋洋得意的丑恶嘴脸，而自己所管辖的办事处则陷入了一片沮丧和尴尬的境地，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度日如年。更让他忧心忡忡的是，在 11 月 28 日，在沙俄军官的率领下，库伦附近各旗的台站驿卒四千余人，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地开进了库伦城。这支军队的突然出现和进城，其背后的意图不言而喻，显然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行动的前奏。 办事处的仆人刚刚将早点端上桌，食欲全无的三多为了稳定办事处官员和奴仆们的情绪，强忍着内心的不安，故作镇静地坐到了餐桌前。就在这时，办事处门卫急匆匆地前来禀报：杭达多尔济求见。三多听到这个名字，心中不禁一惊，他深知杭达多尔济此来必定不怀好意。 说起三多，在清朝政府中可谓是声名远扬。他博学多才，尤其在蒙古历史和风俗研究方面造诣深厚，是一位难得的蒙学专家。更为难得的是，他为人正直，清正廉洁，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中，这样的品质显得尤为珍贵。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报答大清皇恩，他在库伦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三十年，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尊敬。
还没等三多起身出去迎接，杭达多尔济便带着几个随从擅自闯进了院当中。这是三十年来，三多第一次遇到未经他允许就进入院子的蒙古官员，他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杭达多尔济递给三多一份公文，声称哲布尊丹巴已征调蒙古军队准备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要求办事大臣三多立即发放粮饷，并限三小时内给予答复。 三多接过公文，仔细一看便明白，这哪里是什么公文，分明是一份充满威胁和欺骗的文件，其目的就是故意找茬，挑起事端。面对这一棘手的情况，三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迅速回复杭达多尔济的公文，向他阐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并明确表示粮饷之事并非他所能决定，需要向上级呈报；另一方面，他立即与驻防库伦的清朝军队取得联系，共同商讨如何制止外蒙王公的叛乱行为。 当哲布尊丹巴和他的心腹王公、喇嘛们看到三多的答复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早就料到三多不会轻易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这份所谓的公文只不过是他们进一步行动的借口而已。 果然，就在当天下午，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向三多下达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驱逐令，公然宣布外蒙古决定脱离中国，实现“独立”，并要求三多等清朝官员即日起立即离开外蒙古。驱逐令发出后，几个能说会道的外蒙古上层王公轮番来到办事处，对三多展开了一场“车轮战”。他们有的对三多进行恫吓，妄图用武力威胁他屈服；有的则试图用金钱和利益诱惑他，劝他放弃抵抗。 然而，身处困境的三多并没有被他们的威逼利诱所动摇，反而表现出了非凡的机智和勇气。面对这些叛国者的种种说辞，他或言辞犀利地予以驳斥，让对方哑口无言；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一些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有一些人在他的劝说下，改变了立场，站到了他的一边。巴德玛多尔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原本也是反对“独立”的，但因触怒了外蒙古上层那些狂热追求“独立”的王公、喇嘛，最终被残忍地五马分尸，惨死在他所热爱的草原上。
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坚守办事处、力图挽回局势的消息，不断通过俄国特工人员传送到沙俄驻库伦领事刘巴的耳中。刘巴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他深知如果不能赶走三多及其清朝官员，外蒙古的“独立”就只是一句空话，沙俄的帝国理想将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而他自己也将无法向沙皇交代。 11 月 30 日这一夜，刘巴彻夜未眠，他一直密切关注着驱逐令的执行情况，心中焦虑万分。然而，直到 12 月 4 日黄昏时分，三多及其清朝官员仍然坚守在办事处，没有丝毫离开的迹象。刘巴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猛地将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决定亲自出马，采取强硬措施。 就在这天晚上，趁着夜幕的掩护，刘巴派领事馆翻译人员带领着全副武装的俄国士兵，对办事处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如狼似虎地冲进办事处，迅速收缴了办事大臣卫队的枪支，驱散了卫队，将三多等清朝官员软禁起来，使他们失去了行动自由。 12 月 4 日晚，天空中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三辆囚车在一辆警车的引领下，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办事处。从警车上下来两个黑影，在车灯的映照下，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俄国人，其中一个身影模模糊糊，看起来像是刘巴。随后，三辆囚车中也跳下了十几个俄军。在办事处的会客厅里，三多及其清朝官员被荷枪实弹的俄兵强行聚集在一起。刘巴坐在一张临时摆放的桌子前，他的双手压着一式汉文和蒙文分别书写的两份“声明书”。这份“声明书”是刘巴一手策划炮制的，其大意是清朝驻库伦办事处大臣三多郑重声明，由于外蒙古已经“独立”，他本人及其随从官员的使命已经完成，请求速速离开库伦，并为了安全起见，特请求沙俄军队护送出境。 刘巴看着眼前的清朝官员，眼中露出了凶狠的目光，他冷冷地说了几句，通过翻译传达给在场的所有人：“现在你们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三多在这两份内容相同的声明书上签字画押，二是规规矩矩地上车，全部由俄军护送离开外蒙古。” 说罢，刘巴冷笑一声，向两旁的俄国土兵使了个眼色。刹那间，五六个膀大腰圆的俄兵如恶狼扑食般冲了上去，对着三多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三多毫无防备，瞬间被打翻在地，顿时鼻青脸肿、皮开肉绽。
一向温文尔雅的清朝官员们，看到三多遭受如此残暴的毒打，个个义愤填膺，怒目圆睁，不约而同地冲向三多，想要保护他。然而，他们手无寸铁，怎能抵挡得住明晃晃的刺刀。俄兵们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一一制住，用绳索将他们五花大绑，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一些跟随三多多年的老官员，看着血肉模糊、昏死过去的办事大臣，不禁老泪纵横，悲痛欲绝，失声痛哭起来。 会客厅里，呵斥声、叫骂声、痛哭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极其不和谐的悲歌，这曲悲歌深深地铭刻在中俄外交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了中华民族一段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记忆。 最终，三多及其随从官员在俄军的押送下，被迫离开了外蒙古。囚车缓缓前行，车轮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洒下了串串饱含辛酸与屈辱的泪花，也留下了沙俄侵略铁蹄践踏的深深印迹。 此后，经 36 位上层喇嘛长达 13 天的繁复宗教仪式，包括苦心计算、占卜、观星象等一系列神秘而繁琐的程序，最后由哲布尊丹巴亲自裁决，将“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的“登基”之日定在了 1911 年 12 月 28 日（农历十一月初九）。在他们的观念中，此日乃是“大蒙古帝国”最为吉祥的黄道吉日，寓意着新的“帝国”将在这一天开启辉煌的篇章。同时，他们还确定以“共戴”作为纪元年号，试图以此来彰显其“独立”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当这一天到来时，一场盛大而又荒诞的“登基”仪式在王府的蒙古包中隆重举行。整个仪式完全仿照成吉思汗当年的登极仪式，场面看似庄严肃穆，实则充满了闹剧的色彩。在宽敞的大蒙古包正中间，高高悬挂着成吉思汗的遗像和哲布尊丹巴的标准像，像的上方悬挂着长长的洁白哈达，象征着尊贵与祈福。像下方的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九只整羊以及其他各种祭祀用品，散发着浓郁的宗教气息。蒙古包的门上，交叉竖起两面所谓的外蒙古“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向世人宣告这个非法“国家”的诞生。
“登基”仪式伊始，哲布尊丹巴率领着所有在场的僧俗众人，虔诚地向成吉思汗遗像行叩拜大礼，口中念念有词，祈求祖先的庇佑与神灵的祝福。随后，王公、喇嘛们按照等级和身份，依次向哲布尊丹巴行“君臣礼”，场面看似秩序井然，实则是对叛国行为的公然炫耀。 行礼完毕后，哲布尊丹巴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孙的身份，庄重地宣读“登基”誓辞。誓辞的主要内容充斥着分裂与野心：“我以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之名，誓愿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全力收复蒙古所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业。” 这一番话语，完全无视历史的真相与民族的大义，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和对国家统一的恶意破坏。 誓辞宣读完毕，由刘巴代表俄国方面发表祝词。刘巴满脸堆笑，高声说道：“俄蒙携手，亲密合作，共创辉煌未来。” 其言辞之间，毫不掩饰沙俄对这场分裂闹剧的支持与操纵，将沙俄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 随后，所有参加“登基”盛典的蒙人纷纷在一份文件上签名画押，面对成吉思汗像和高高在上的哲布尊丹巴，他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随后痛饮奶酒，似乎在为这个非法“国家”的诞生而欢呼庆祝。
最后，便是摆满了丰盛美食的全羊席。热气腾腾的羊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蒙族倩女的祝酒歌声悠扬婉转，整个宴会现场看似热闹非凡。然而，在这表面的热闹之下，僧俗们却各怀心思。一些人沉浸在对所谓“新国家”的幻想之中，而另一些人则在内心深处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与担忧。他们在酒精的刺激下，逐渐放松了警惕，开始狂饮起来，直喝得东倒西歪、烂醉如泥，将这场闹剧推向了一个荒诞的高潮。 哲布尊丹巴“登基”之后，迅速组建了所谓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仿照正规国家的行政架构，设立了内务、外务、财政、军事、司法等多个部门，并由叛国集团的主要头目担任各部门要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出任“总理”兼“内务大臣”，负责管理国内事务；杭达多尔济担任“外务大臣”，主要负责对外交涉，实则是与沙俄等外部势力勾结，出卖国家利益；察克都尔扎布担任“财政大臣”，掌控着国家的财政大权；棍布苏伦担任“司法大臣”，负责司法审判等事务；那木萨赖担任“军事大臣”，负责组建和训练军队，妄图维护这个非法政权的统治。 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在内蒙古的影响力，实现其分裂中国的更大野心，沙俄不遗余力地在背后推波助澜。他们积极与哲布尊丹巴合作，在“政府”内部网罗了一批内蒙古的王公、喇嘛，企图利用他们在内蒙古的地位和影响力，煽动内蒙古地区的分裂情绪。例如，乌泰被任命为“司法大臣”，海山成为“内务部”司官，陶克陶胡则担任了哲布尊丹巴的亲卫队长兼“军事部”司官。这些人在沙俄的蛊惑和支持下，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成为了分裂国家的帮凶。 为了使外蒙古在形式上更像一个独立国家，在沙俄的授意下，哲布尊丹巴等人还煞有介事地成立了由上层王公喇嘛组成的“上、下议院”。然而，与其他国家的议会不同，这个“上、下议院”完全是一个摆设，是为了迎合沙俄的需要而设立的。它并没有真正发挥议会应有的民主决策和监督职能，只是被叛国集团用来装点门面，掩盖其非法统治的本质。
外蒙古的“独立”闹剧，是沙俄侵略野心和外蒙叛国集团叛国行径的产物。这一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屈辱的记忆，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铭记历史，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在当今时代，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断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沙俄的侵略行径是何等的卑劣和无耻。他们利用中国国内的动荡局势，不择手段地煽动外蒙古的分裂情绪，扶持叛国集团，妄图将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同时，外蒙叛国集团的行为也令人不齿。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背叛祖国和民族，与沙俄侵略者勾结在一起，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他们的行为给外蒙古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使外蒙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混乱和落后的境地。 在国际社会中，任何企图分裂自己国家的行为都不会得逞。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思想和行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如今，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应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深刻认识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告慰那些在历史上为维护国家统一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才能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更加繁荣昌盛。
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伤痛，更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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