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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外蒙古地区西北部，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唐努乌梁海。这里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脉，两山之间形成了一个狭长的地带。
唐努乌梁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早在汉代，臣属于匈奴的丁零人就居住于此。到了唐代，铁勒部落联盟中的都波人在此生活。
公元646年，大唐贞观二十年，都波和铁勒诸部落首领前往吴州，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朝见唐太宗，表达了愿以唐太宗为可汗，并请求设置唐官，将其地方设为州县的愿望。次年，唐朝在漠北广大地区设置府州，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都波部归渤海都督府管辖。
辽金时期，这里先后为辽、金王朝所统治。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派长子术赤率兵征服了南西伯利亚各部落，其中的秃巴思部就是世代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都波人。元朝时，唐努乌梁海归岭北行中书省管辖。明代，蒙古瓦刺部和鞑靼部先后统治过这里。明末清初，它成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部的辖地。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清朝政府令尚书阿喇尼亲临承制，阿喇尼授予扎萨克图汗和托辉特的根敦扎萨克的头衔，负责管理唐努乌梁海。1865年，康熙四十四年，根敦去世后，其子博贝承袭唐努乌梁海扎萨克辅国公之位。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明确规定以萨彦岭为两国边界，并设立鄂博为界牌。1869年，双方经过勘定，又新立界牌鄂博八座，再次清晰地标明了两国边界。清朝政府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分别设立唐努乌梁海总管和克穆齐克总管，并设置五旗四十六位领，统一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
唐努乌梁海地区，四周群山环绕，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是狩猎的绝佳之地。这里盛产珍贵皮毛，地下矿藏丰富，尤以金矿著称。叶尼塞河发源于此地，其上游各个支流贯穿全境，沿河地带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宜放牧与耕作，宛如一颗镶嵌在北部边陲的璀璨明珠。
乌辛斯克州，地处乌梁海边缘，这里不见险峻的悬崖峭壁，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翠绿清新的植被和轮廓柔和的山岭。道路沿着山谷蜿蜒曲折，两旁山峦起伏平缓。一望无际的落叶松、白桦和稠李，枝叶繁茂，翠绿幽深，呈现出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树下，繁茂的青草和五彩斑斓的野花如厚实的绒毯般铺展开来，鸟儿在枝头欢快鸣啭，彼此呼应，仿佛在演奏一曲自然的乐章。
在肥沃的黑土地上，坐落着一个富裕的大村镇——图兰镇。镇上的居民过着富足闲适的生活，土地广袤无垠，耕种随心。拥有两三匹马和四五头牛的农户在这里只能算作穷人，而小康之家通常拥有四五十头牛和一二十匹马，牛羊成群，生活殷实。
高耸入云、林木丛生的山头，遮蔽了半边天际，绿茵如毯的草原向着远方无限延伸。山崖下的雷勃诺耶湖，湖面湛蓝如镜，北岸中部湖尖处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山，石山上用树枝搭建着一座阿瓦神。
湖的另一边，洁白的帐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成群的山羊、牛马在草地上悠然自得地吃草，草原的尽头，山峦连绵起伏。湖水静谧而可爱，湖岸低矮，布满圆润的卵石。湖水色泽独特，碧绿中略带灰蓝，倘若脱衣下湖，仿若置身于浩瀚大海。透过清澈见底的湖水，那如珊瑚丛般的藓苔清晰可见，它们大片大片地在湖底蔓延生长，颜色时而深棕，时而浅绿。尽管湖里的鱼鲜美至极，但当地居民因视其为圣湖而禁忌捕食。
小叶尼塞河流经之处，便是小麦的王国——维兰。就土壤条件而言，这里是乌梁海最为肥沃富饶的地区。无边无际的荒漠平原在此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绵延不绝的小麦、黑麦、大麻和黍稷，它们在微风中摇曳生姿，泛起欢快的绿波。
瓜园随处可见，地上爬满了卷曲的墨绿色西瓜和甜瓜蔓，充满生机。峡谷众多，峡谷中的小树林延伸而出，呈半圆形铺展开来，林中鸟儿欢歌笑语，热闹非凡。偶尔还能看到错落有致的村庄，凡有青草和绿茵的地方，都有坎尔井。成群的大雁、野鸭和黄色的海番鸭在此栖息繁衍，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
大叶尼塞河谷与小叶尼塞河谷截然不同。这里山脉险峻，古老的原始森林连绵不断，各种野生动物在林间穿梭出没，是猎人的天堂。这片寒冷的土地虽看似荒芜，但实际上也蕴藏着巨大的农耕潜力，许多谷地皆是湿润的黑土，抓一把泥土便能感受到其肥沃，仿佛能挤出油来。
大叶尼塞河及其上游湖泊中，鱼儿繁多，因为居住在此的索约特人遵循传统习俗，从不捕食鱼类，使得鱼儿得以自然繁衍，生生不息。
河岸上，高大的白杨拔地而起。这些杨树沿着水边丛生，令人称奇的是，在那忽高忽低的石崖脚下，即便没有一撮泥土、不长一颗青草的绝境之中，杨树依然能从岩缝中顽强生长，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景。无论望向何方，映入眼帘的皆是环抱于蓝天之下的山头，它们色彩斑斓，有的暗红如血，有的嫩绿欲滴，有的金黄灿烂。
山头之上，雄鹰展翅翱翔，在无垠的碧空盘旋。时而有雁群和鸭群拍打着正在脱毛的翅膀，溅起一团团晶莹的水花，从岸边惊慌逃开。老雁不飞，凭借着娴熟的浮水技巧快速奔逃，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小雁则拼命挥动翅膀，紧紧跟上队伍，生怕掉队，为这片宁静的山水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力。
唐努乌梁海，这片神奇、宁静、美丽且富饶的土地，犹如世外桃源般令人向往。然而，沙俄侵略者却对其觊觎已久，垂涎欲滴，妄图将其据为己有。自沙俄势力涉足此地，往昔的宁静便被无情打破，当侵略者的铁蹄无情践踏而来，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开始流淌着辛酸的泪水，陷入了无尽的苦难之中。
沙俄侵略者为了侵占唐努乌梁海，采取了一系列阴险狡诈的手段。他们先是派遣大量的探险队和测量人员，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秘密潜入唐努乌梁海地区，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等情况进行详细的勘查，绘制精确的地图，为后续的侵略行动做准备。
与此同时，沙俄在当地大肆进行经济渗透，通过低价收购当地的珍贵皮毛和矿产资源，控制贸易渠道，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使得原本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逐渐瓦解，百姓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在政治上，沙俄不断挑拨当地部落之间的关系，制造矛盾和纷争，企图削弱当地的团结和抵抗力量。他们暗中扶持一些亲俄势力，向这些人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煽动他们制造分裂，妄图从内部瓦解唐努乌梁海的社会结构。
一些被沙俄收买的部落首领开始在部落内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声称只有依靠沙俄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和保护，导致部落之间的信任出现裂痕，局势愈发紧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沙俄的侵略行径愈发猖獗。他们开始在唐努乌梁海边境地区频繁进行军事挑衅，派遣小股部队越过边界，进行骚扰和掠夺。当地居民奋起抵抗，但由于武器装备落后，面对沙俄的先进枪炮，往往处于劣势。
尽管如此，唐努乌梁海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凭借着对家乡的热爱和保卫祖国领土的坚定信念，利用熟悉的地形，与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他们在山林中设伏，袭击沙俄的巡逻队，抢夺武器和物资，给侵略者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彰显了顽强的抗争精神。
然而，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使得唐努乌梁海的局势更加严峻。在那个列强纷争的时代，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对沙俄的扩张行为有所警惕，但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
而中国国内，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使得在面对沙俄的侵略时，难以组织起强有力的抵抗，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和交涉，但这些努力在沙俄的强硬态度面前往往收效甚微。
在沙俄的步步紧逼下，唐努乌梁海的命运岌岌可危。但唐努乌梁海人民始终没有放弃抵抗，他们期待着祖国能够强大起来，收复这片被侵略者觊觎的土地，恢复往日的和平与安宁。
他们的抗争精神，如同夜空中的璀璨星辰，在黑暗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不屈的光芒，成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敌入侵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而不懈奋斗。
自 17 世纪初叶起，沙俄的侵略行径便如同一股邪恶的暗流，悄然伸向了唐努乌梁海这片宁静而富饶的土地。1616 年，沙俄的哥萨克势力开始蠢蠢欲动，从托木斯克出发，一路延伸至萨彦岭一带进行窥探活动。随后，瓦西里丘麦涅茨和伊凡·彼得罗夫率先潜入唐努乌梁海地区，开启了沙俄在该地的罪恶活动序幕。在 1634 年至 1666 年这段时间里，沙俄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数十次派遣人员到此地活动，妄图拉拢当地的一些部落上层，使其归附沙俄，从而达到分裂和控制该地区的险恶目的。 沙俄侵略者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恶行可谓罄竹难书。他们一方面大肆移民，强占当地的土地、森林、水流和丰富的矿藏资源，试图将这片土地据为己有；另一方面，他们以贸易为幌子，向这里输入商品，却采用极其卑劣的不等价交换和欺骗性的高利贷手段疯狂掠夺财富。在其移民群体中，积极培植地主和资本家，将当地人民残酷地变为沙俄地主和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逐步建立起了实质性的殖民统治体系，使得唐努乌梁海地区陷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 起初，沙俄哥萨克仅在边境与当地居民进行零星的贸易往来，规模极为有限，每年的贸易额最多不过六千卢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 1840 年之后，俄商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贸易活动愈发猖獗，贸易额不断攀升，每年已达一万卢布左右。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边境实行免税贸易，这一政策如同为沙俄的经济侵略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西伯利亚的俄商如潮水般涌入唐努乌梁海地区，他们在此地大兴土木，建立商站、修筑仓库、开设店铺，俄商的数量与日俱增，甚至有部分人定居下来，企图长期扎根。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商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经营的行业种类繁多，多达七十余种。1907 年，俄商在该地区的交易总额飙升至二百万卢布，占据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商业总额的半壁江山。至 1911 年，整个唐努乌梁海市场已被俄商完全垄断，当地的经济命脉被沙俄紧紧攥在手中。 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地区所谓的“贸易”，实则是赤裸裸的掠夺。他们用布匹、烟草、斧头、菜刀、火药、火柴等小商品，以极其悬殊的价格换取当地人民的牲畜、羊毛、兽皮、黄金等珍贵物品。例如，在当地的交易中，1 小盒火柴竟能换得 1 只羊，10 盒火柴便可换 1 头“托尔巴克”，即 1 岁的小牛犊，是乌梁海主要的货币单位，当地常用羊、小牛犊“托尔巴克”及“领头的”公牛进行计算。这种严重失衡的交换比例，充分暴露了沙俄的贪婪本性。 当地的索约特人天性酷爱和平，不喜争斗，且尤为喜爱赊购商品。沙俄商人狡黠地抓住了他们的这些特点，肆意进行敲诈勒索。俄商们不择手段地将各种杂物大量赊给索约特人，因为索约特人在每个“苏尊”（乡）里都实行连环保制度。事后，商人便通过官吏和诺颜向“苏莫”加价补利，逼迫他们偿还全部债务。一旦欠债人未能如期付款，便会陷入悲惨的境地，他们不仅会被牵走最后一只羊，自己还要遭受鞭打，以向村社“补付”欠债，其遭遇令人痛心疾首。 在此，有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俄商的丑恶行径。有一位俄商，分别赊给索约特人 400 包火柴，并约定到春天时，索约特人需向他交付同样数量的小牛犊“托尔巴克”。春天来临，这位商人再度前来，却又赊给了一批货物，对小牛犊“托尔巴克”的事只字不提，而索约特人出于善良和淳朴，也未主动提及债务，商人便扬长而去。
如此往复，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直到第四个年头，商人突然出现并索要公牛，声称三年前的小牛犊如今已长大。索约特人对此表示抗议，然而商人却向头人们“说理”。头人们在沙俄的压力下，虽左右为难，但最终还是判定商人有理。就这样，四百头上好的公牛被俄商讹诈而去。这位“精明”的俄国商人将牛群经由蒙古运往伊尔库次克，一路上借助可以无偿使用的广阔牧场，三个月后，牛群抵达伊尔库次克时个个膘肥体壮，直接被送进了屠宰场。 从另一个事例中，也能清晰地看出俄商在乌梁海地区商品价格的暴利程度。在俄国，一盒二百五十只的子母扣售价仅为二十到四十戈比，而在乌梁海，俄商却按只数卖给索约特人，每十只便收取一张灰鼠皮，其价值相当于三十五至四十戈比。
通过这种丧心病狂的不等价交换，俄商获取了千百倍的利润，致使唐努乌梁海人民深陷债务泥潭，生活窘迫不堪。当牧民自身无力偿还债务时，俄商便向其父母亲戚追索，若亲属也无力代还，便由其部族进行抵偿，整个唐努乌梁海社会因此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之中。 对于俄商的残酷榨取，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努钦也曾坦言：“商人肯定可被指控为有意剥削不发达的邻国居民。他们用高价赊给这些居民质量低劣的商品，讨债时毫不留情，根本不想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只是企图更快地发财。”这无疑是对沙俄商人丑恶行径的有力谴责。 1904 年以来，沙俄总参谋部波波夫上校多次率领队伍，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频繁穿梭于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实则进行着不可告人的军事间谍活动。经过一系列的“考察”后，波波夫上校如一条忠实的恶犬，反复向沙皇进言，极力强调“迅速占领唐努乌梁海的必要性”。
他还精心策划，建议从乌里雅苏台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修筑一条马车道，并使其与西伯利亚快路相连接。这一建议得到了沙俄总参谋部的批准，他们明确指出：“计划修筑的这条马车道必将有利于加强我们在乌梁海地区的影响，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便于占领乌梁海，并将使我军的小部队更易进入蒙古，以便把从土尔莫斯坦和外贝加尔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战役联系起来。”由此可见，沙俄的侵略野心已昭然若揭，其军事布局和战略谋划正逐步展开，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威胁日益加剧。 1907 年，沙俄政府又派出工程师罗杰维奇，以勘察叶尼塞河流域源头为名，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了深入的军事侦察。罗杰维奇完成侦察任务后，向沙俄政府内阁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称：“乌梁海确实是俄中边境上抵抗力最小的一个点，但在这薄弱点的后面却是一个富饶的省分。
如果中国开始对黑龙江一带地方施加压力的话，那么乌梁海地区就是适于俄国进行反击的地区，在这里可以花费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的成功。从米努辛斯克径由乌斯往乌梁海修一条设施完善的大道，同时在米努辛斯克再集结一定的兵力，就足以调整俄中关系，而且在必要时也可非常迅速地占领乌梁海。”这份报告引起了沙俄内阁会议的高度重视，进一步推动了沙俄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进程，使其侵略计划更加具体和明确。 1910 年，沙俄总参谋部再次派遣波夫上校率领“经济考察”远征队，深入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为了给其在唐努乌梁海的殖民活动提供有力支持，沙俄政府指定波波夫为国境委员，专门负责管理俄国与唐努乌梁海相毗邻的国境地带，企图从政治和军事上全面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同年，沙俄竟然偷偷派人拆毁了萨彦岭上的察布齐雅勒达坝界牌鄂博，这种公然的挑衅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立即向沙俄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然而，沙俄驻京公使廓索维慈却厚颜无耻地声称，中俄在唐努乌梁海的边界是尚未解决的问题，1869 年所立界碑鄂博是不妥当的，俄国政府概不承认。1911 年初，沙俄政府的喉舌《新时代报》更是公然宣称唐努乌梁海“当属俄境”，并下令搜集所谓“当属俄境”的依据。 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在大使馆档案中煞费苦心，终于找到了一份看似“有力”的文件。据这份文件记载，五十多年前，伊尔库次克总督手下的一名官员在档案库里发现了叶卡特林娜一世时代的一份文件，文件中提到唐努乌梁汗曾向女皇归顺，并答应每年送几张貂皮作为贡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汗已无处寻觅，貂皮也未曾收到，这块地方便同蒙古其他地方一样，成为了中国领土。
然而，总督却派遣该官员到唐努乌梁海，在那里发现了几块石头记号，并认为这可作为证据，证明按照旧的边界，此地应属于俄国。随后，总督向彼得堡递交了报告，沙皇批示不许这块俄国领土归入中华帝国版图。这份报告转至外交部后，因怕引发麻烦，外交部向沙皇做了些解释，此事便被搁置一旁，逐渐被人遗忘。 廓索维慈如获至宝，立即对这份文件进行研究，并迅速报告给沙俄外交部和伊尔库次克总督。总督随即派国境委员波波夫上校赶赴北京，与廓索维慈进行密商。在沙皇的旨意下，沙俄政府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侵占唐努乌梁海的问题。
会上，大臣们对廓索维慈找到的所谓“依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辩论，最终得出结论：这些外交文件年代久远，属于十八世纪的产物，对于要求乌梁海地区属于俄国，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辩护论据。 1912 年 2 月 28 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沙皇呈递报告，详细阐述了驻北京代办的意见及波波夫上校的相关证明。
报告中指出，波波夫上校证明乌梁海边区属于俄国的依据并不充分和完全，奥斯科总档洛库罗夫根据十八世纪初缔结布连斯奇界约时的原文件及地图材料得出结论：1727 年由俄国和中国全权代表依布连斯奇条约所划界规定了沿萨摩岭线疆界，划界以后在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监督下绘制的边界地图对此也作了肯定。因此，必须承认俄国在乌梁海地区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而沙俄欲占领萨彦岭至唐努乌拉山脉之间的土地，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却对这份报告置若罔闻，他在批示中写道：“恰好相反，我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地区问题以来，业已三月有余，中国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利益。请回忆一下我们占领阿穆尔边区的历史。”由此可见，沙皇尼古拉二世完全不顾及法律依据，执意要霸占唐努乌梁海地区，企图重施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广大领土的故技，其侵略野心和霸权行径暴露无遗。 沙俄侵略军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行的残酷殖民统治，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唐努乌梁海人民和爱国的王公上层，怀着对祖国的深厚热爱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不畏强暴，展开了英勇的反抗斗争。他们多次以“暴力反对暴力”，坚决消灭和杀死那些最凶恶、最贪婪的剥削者，勇敢地抢劫俄国商站，强烈要求重新回归中国的怀抱。他们的反抗精神如同一把燃烧的火炬，在黑暗的殖民统治下闪耀着不屈的光芒，彰显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坚强意志和爱国情怀。 在漫长的抗争岁月中，唐努乌梁海人民始终坚守着对祖国的忠诚，与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尽管面临着沙俄的残酷镇压和强大的军事压力，但他们从未放弃过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信念。他们在山林间穿梭，在草原上驰骋，利用熟悉的地形与侵略者展开游击战，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唐努乌梁海人民的顽强抵抗精神。 1930 年，历史的曙光终于降临。苏联红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唐努乌梁海地区，与当地军民携手并肩，共同作战，将沙俄残余白匪军彻底赶出了这片土地。历经多年的殖民地生活后，唐努乌梁海人民终于迎来了自由和解放，他们欢呼雀跃，喜极而泣。1921 年，唐努乌梁海成立了图瓦人民共和国，这标志着唐努乌梁海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令人猝不及防。由于大沙俄主义的残余影响根深蒂固，1944 年 8 月，图瓦人民共和国被迫并入苏联版图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我国历届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未予承认。唐努乌梁海的历史命运再次陷入了波折之中，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复杂问题。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遭遇是中国近代史上遭受列强侵略和掠夺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国家贫弱时期，领土主权被肆意侵犯的惨痛教训，也彰显了当地人民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我们应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不断增强国家的实力，坚决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确保类似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同时，对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也需要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与对话，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以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动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更加注重和平与发展，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世界秩序。对于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历史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国际关系的演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更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挑战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文化和传统独具特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风情和艺术形式。尽管遭受了沙俄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但当地人民依然顽强地传承和保护着自己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瑰宝不仅是唐努乌梁海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当重视对唐努乌梁海地区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承，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总之，唐努乌梁海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泪与抗争的历史，它激励着我们不断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让唐努乌梁海的故事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座精神丰碑，时刻提醒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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