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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贡路线到贡品赏赐：透视明代藏传佛教朝贡制度的运行机制
明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特别是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朝贡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统治，也促进了内地与藏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朝贡制度作为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分析明代乌思藏朝贡的类型、路线、贡品与赏赐等多方面内容，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明朝与藏区关系的历史脉络。
明代乌思藏朝贡的多样化类型
明朝时期，乌思藏地区向明朝廷进行的朝贡活动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类型，各有其特点和意义。
年例朝贡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朝贡形式，它被称为＂例贡＂。明朝政府规定了藏区各级僧俗集团或个人按照固定时间进行朝贡的制度。这种朝贡方式实际上成为了藏区表示对中央政权归属关系的政治象征。
藏区地方通过定期向朝廷进贡＂方物＂等形式，展示自己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这种特殊的朝贡制度实际上是明朝政府掌握的一种治理藏区的政治手段，通过这种形式建立和巩固中央对藏区的统治。
请授职朝贡是藏区僧俗领袖向明朝请求授予官职或封号的一种朝贡形式。这类朝贡在元末明初的社会变革中十分常见。当时，由于元朝旧官员在明朝建立后纷纷寻求明朝的承认，许多藏区地方势力也通过朝贡的方式来获取明朝的封授。
明朝对藏区地方实行＂因其故俗＂和＂怀柔政策＂，对于那些前来请求授职的藏区领袖，明朝通常会给予承认和封赏。这一政策使得藏区地方势力自觉地融入了中央政府的统治体系之中。
谢恩朝贡：恩赐后的回报
谢恩朝贡通常发生在藏区僧俗集团或个人在获得明朝各种赏赐和利益之后，为表示感谢而进行的朝贡活动。这类朝贡体现了明朝与藏区之间的互动关系，藏区各势力通过谢恩进贡来表达对明朝的认同和感激。
明朝授予藏区领袖各种官职和特权后，这些领袖会派遣使者带着各种珍贵物品前往京城表达谢意。这种行为既能显示藏区对明朝的敬意，也能进一步巩固双方的政治联系。
贺庆朝贡主要发生在明朝皇帝登基、皇太子诞生等重大庆典时，藏区各级僧俗势力为表达祝贺而进行的朝贡活动。这种朝贡形式具有很强的仪式感和象征意义，体现了藏区对明朝统治的认可。
在明朝皇帝生日、冬至等重要节日，藏区地方会派出使团前往京城，进献各种珍奇物品以示庆贺。这些活动不仅是单纯的贺喜，更是藏区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政治表态。
明朝前期对乌思藏使者的进京路线并没有严格规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和治藏经验的积累，明朝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朝贡路线体系。
初期，藏区使者可以选择多条路线进入内地。有取道四川路线，也有取道甘肃路线。由于传统习惯和地理条件，甘青道路相对容易通行，加上明朝一度改善对藏区的管理，使藏区使者多选择甘肃道路入境。
乌思藏使者常常经由甘肃到达马思克，再由河州通往京城。明朝还在河州设立了驿站，专门接待过往的藏区使者，为朝贡活动提供便利。
随着天顺、景泰年间藏区局势的变化，为了便于管理，明朝开始对乌思藏朝贡路线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成化年间，朝廷明确规定了藏区使者的进京路线：＂洮州起送藏番下大乘法王等诸番僧赴京朝贡，须马及方物。在元番王印信文书，且从洮州入境，其赏赐亦在从洮州例。＂
到了成化中后期，明朝对藏区朝贡路线有了更加系统的规定：＂议请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由四川路入。＂后来，又规定乌思藏大宝法王等人必须从洮州入境。
尽管明朝制定了这些规定，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乌思藏使者往往依然选择从甘肃入境。这种灵活性也反映了明朝在治藏过程中的实用主义态度，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
朝贡活动不仅是政治联系的纽带，也是明朝与藏区之间重要的经济交流方式。贡品和赏赐构成了这一交流的主要内容。
乌思藏地区向明朝进贡的物品种类丰富多样。根据文献记载，主要包括佛像、铜佛、铜塔、舍利、各色毯子、各色铁刀、各色镶镀器物、珊瑚、犀角、左臂、毛毯、醉油、剑、明甲、刀等。
这些贡品大多是藏区的特产或手工艺品，体现了藏区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明朝对这些贡品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它们不仅具有物质价值，也代表着藏区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和尊重。
作为对贡品的回应，明朝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赏赐制度，根据使者的身份高低给予相应的赏赐。一般来说，赏赐包括正赏和赏品两种。正赏是给予朝贡使者根据其身份给予的相应的赏赐，赏品则是物品的价值。
明朝前期对藏区朝贡赏赐有明确的规定：＂如往年有例者，依照其例，酌增高下等第，然后礼部官员具本案阅，关领给赐。＂对于乌思藏诸王及其随从人员，赏赐往往十分丰厚。
永乐年间，乌思藏相关使团每次来朝，都会获得大量赏赐。其中包括金银器皿、丝绸彩锦、钞钱等物品。成化以后，朝廷规定了乌思藏地方朝贡的正赏金额。据记载，＂刑杖僧人等从四川起送到京每人彩锦一表里，绮丝衣一袭，俱朱色。留边听赏同。其彩锦一表里，折阑生绫四匹，绮丝衣一袭，内二件俱朱色，衣一件折生绫三匹。俱赏钞五十锭，折帛五十匹，食粮六十斤。＂
贡赐的经济实质
从本质上看，朝贡贸易实际上是给予朝贡使者进行贸易的特权。明朝对于乌思藏使者进行马匹交易制定了统一的价格标准。宣德年间，礼部根据御马监官员的建议，决定＂中马一，给钞二百五十锭，绮丝一匹，下马一，钞二百锭，绮丝一匹，下下一，钞八十锭、绮丝一匹，有瘦小不堪者，每一马钞六十锭，绢三匹。＂
这种贸易制度确保了乌思藏地区能够通过朝贡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促进了内地与藏区之间的商品交流。除了获得朝廷的赏赐外，到京使者还可以在当地进行贸易活动，留边赏赐人员甚至可以住宿在当地官府提供的场所。
明朝对乌思藏朝贡的时间和人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管理，这反映了朝廷试图通过制度化手段加强对藏区朝贡活动的控制。
洪武时期对乌思藏的朝贡时间规定为三年一次。但明朝洪武、永乐以及嘉靖朝对乌思藏地方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不断加强与乌思藏的联系，因此对朝贡时间并没有严格限制。
有时甚至一年一次或二年一次也可以，也有一年两次的情况。永乐七年，乌思藏必须工瓦囊师端竹监藏师南次造使朝贡。大宝法王哈立麻从永乐七年至十年，每年皆进贡入京。明朝前期，对一些积极朝贡的藏区使者，朝廷还赐予＂答其朝贡之诚＂。
随着时间推移，明朝对乌思藏朝贡人数的管控越来越严格。嘉靖初期，明朝即规定＂闲杂朝贡者不许入京＂。正统时期，一般为三、四十人，景泰时期起送人数更多，也不过三百人。
天顺间，那种＂僧俗同行，而往往名，或同一职行，而住坐异地＂的混乱状况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成化九年，朝廷针对朝贡使者人数过多的问题，首次规定凡此后新蒙赐藏＂俱开住坐地方及某师某名＂，以防混乱。其次，规定从此后僧人蒙赏，令将旧藏带回，又有规定＂各处番僧蒙赏进贡，本部立文薄，将各僧人姓名、领给年月及今蒙赏僧侣名字、住坐地方，分别巳末领有新藏、旧藏，逐一登记，各衙门司照式造册。＂
成化六年，明廷针对＂四夷朝贡人数日增，岁费衣币赏赐不敷＂的状况，对乌思藏朝贡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第一，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王上皆三年一贡；第二，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第三，国师以下不得径自进入入京；第四，朝贡时，各王须将僧人姓名及所贡方物各具印信番文，以免验入。
尽管明朝制定了这些限制性规定，但乌思藏地方往往不予遵行。朝廷在实际执行中也往往存在＂夷人之情宜顺＂，没有严格执行这些规定的情况。成化十年，乌思藏答锐寺伯锐师镇国师以下不许贡的限制，＂以朝廷颁赐印并贡方物＂。明廷则以＂夷人之情亦宜顺＂为由，放任这种超规定的朝贡行为。成化五年，六人起贡入朝，成化十五年，辅教王遣纳沙加是吉等三百六十三人入朝，明朝也仍然接受＂蒙赐如例＂，没有做任何处罚。
到了嘉靖末期，弥合了明朝与乌思藏之间的矛盾。嘉靖二十二年，阐化王遣使四百六十二人入朝，四川守臣格以新例，但纳其一百五十六人。礼部认为＂夷人已在途，难固拒，宜顺其情＂，概纳之，而准为后贡之数。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限而不制的状况。
在万历七年（1579），明朝又定乌思藏贡回限为两个月，严格限制乌思藏使在内地的逗留时间，这进一步体现了朝廷对藏区朝贡活动的规范化管理。
朝贡的政治与经济意义
明代乌思藏朝贡具有丰富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是理解明朝治藏政策和中藏关系的重要视角。
终明一代，乌思藏朝贡活动从未中断，且数量庞大、规模宏大。乌思藏朝贡首先是一种政治性的朝贡，即通过使臣朝拜和受封的朝贡仪式，来体现乌思藏地方与明王朝之间的主从关系。
明朝初期，乌思藏僧俗纷纷来朝，明廷派遣封授职。初置乌思藏卫，派官安排都指挥使司。后又升乌思藏卫为行都指挥使司，辖乌思藏大部分地区。永乐中又设后置车儿宗赛举行都指挥使司和领司赛举（即仁蚌宗）行都指挥使司。这样就把乌思藏地方纳入都司统治系统。
与此同时，明朝采取＂怀柔政策＂，分封乌思藏各地方势力，颁赐印信、诰敕，使其皆直属于中央，并代表朝廷统治所属人民。明代乌思藏地方主要的四个政教合一地方势力的领袖先后被封为阐化王（帕竹巴政教合一首领）、护教王（萨迦政教合一首领）、辅教王（思达磨政教合一首领）和阐教王（必力工瓦政教合一首领）。
通过上述措施，明朝把整个乌思藏地区纳入了有效的统治之下。朝廷即成为乌思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政治联系的特殊方式，特别在明初，朝廷往往把这种朝贡看成乌思藏地方臣服于自己的重要标志。明朝在乌思藏政治统治的建立，赋予了朝贡重要的作用。
朝贡又是一种经济性的贸易以外，还具有经济交易性质。乌思藏地方将当地的一些特产、手工艺品、马匹等以贡品形式带进内地，而朝廷则将中原地区的丝绸彩锦、茶叶等贡赏形式赠予乌思藏使者。
正因为乌思藏朝贡得到很大经济利益，所以朝贡往往＂频频＂，贡使往往＂踊跃＂。朝贡已成为明代乌思藏地方与内地经济交流不可缺的一个重要途径。万历中华骠乌思藏大宝、大乘法王等的朝贡后，他们即以＂不得东西，顿喝苦涩（窥）＂，极力要求恢复。
总之，明代乌思藏朝贡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功能。在政治上加强了明朝对乌思藏地方的有效统治与管理，经济上促进了乌思藏地方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同时也增进了乌思藏与内地相互间各方面的了解。
沃唐卡结语
明代乌思藏朝贡制度作为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央与藏区的政治联系、推动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规范化的朝贡体系，明朝不仅加强了对藏区的政治控制，也为双方的经济往来提供了制度保障。
回顾明代藏传佛教朝贡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制度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管理智慧，也展示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研究明代乌思藏朝贡制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边疆治理史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杜长风.《明代乌思藏朝贡述略》.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
《宗教实录》卷132、84、9
《太祖实录》卷106
《太宗实录》卷87
《明会典》卷111，《礼部》69，《给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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