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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们的普遍印象不同，佛经在一开始并没有形成文字，传统上印度宗教经文都是婆罗门们世代口耳承袭、不录文字、长年累月结集后才以文字记录。几大本的吠陀也是这样流传的，直到公元前后才有以文字记录吠陀。
佛祖释迦牟尼传法时仅仅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以文字记录下来。传说中佛经经过历代教徒五次集结后才形成现在的大规模文字记载的形态。记录佛经的最早文字不是传统的印度梵文，而是深受古希腊影响的健驮罗语。
那么，梵文到底干什么用？
近代研究表明，梵文与腓尼基文字（现代欧洲文字的原形），同属闪米特文字系统。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印度商人与美索不达米亚地方的人（闪米特人的一支）接触，将闪米特人的22个字母传往印度。经过印度人的整理，大约在公元前400年时，制作出40个左右的字母，即婆罗米（拉丁字母转写：Brāhmī，英文：Brahmi、Brahmilipi、Bragmi）手写体。婆罗米文是梵语的第一个书写证据，也是大部分印度语的起源。在梵语被书写下来的时候，它首先用于行政、文学或科学类的文本。婆罗门教的宗教文本仍然采用口头传承，在相当晚的时候才“不情愿”地被书写下来。
从犍陀罗重新认识汉文佛典的权威性
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一点都不夸张。中国汉魏时期接受的佛教，最大的比重可能就来自犍陀罗。佛教在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和再造，这些内容包括我们熟知的，比如佛像出现了、菩萨理念兴起、救世主理念加入、书写的佛经文本成型、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的增加和再造，等等。在犍陀罗形成的新佛教，是一个更加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信仰系统，对中国和东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佛教初传中国之后的数百年中，一方面，法显等西行求法的高僧们历经千辛万苦，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斯瓦特谷地，再经数日跋涉，进入佛教中心犍陀罗；另一方面，佛图澄等东行传教的异域僧徒，沿着同一条路相反而行。
至少在4到6世纪，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异域高僧们，大多数来自犍陀罗地区，比如佛图澄、鸠摩罗什、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昙摩谶、卑摩罗叉、昙摩密多、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弗若多罗等。这条喀喇昆仑山道，连通塔里木盆地和北印度，在喀喇昆仑山西侧与兴都库什山东侧相互交叉地段通过。当地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但为什么会成为当时犍陀罗和塔里木盆地主要的交通路线呢？主要的原因是犍陀罗，这里是东行僧徒的起点，也是西行求法的目的地。通过这条道路，无论去犍陀罗，还是再西行那竭，都是一条捷径。所以僧徒们抱着宗教牺牲的精神，踏上险恶的旅途。
近年来犍陀罗语佛经的发现及早期佛典语言的研究，颠覆了我们对佛教传播的认识。大量细致的研究，都显示早期中国佛教所接受的佛教文本，原本主要是犍陀罗语，进而从根本上确认了早期佛典语言的复杂性，以及早期汉文佛经在史源上的权威性。
典型的健驮罗佛像
反过来，现在大多数学者以为权威的梵文佛经，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不断梵语化，不断进行错误的逆构词、添加、插入的结果。与这些最早写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相比，早期汉译佛典才是最接近原典的佛经，是研究者应高度重视的研究资料。这些研究为我们全面重新认识和梳理佛教早期文献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初的佛典并不是由梵文撰写的。（佛祖创立佛教时就坚持以各地方言传教，而且当时还没有梵文还没有发展成熟）
如果说诞生于公元前一千数百年前的吠陀语是根本，那么梵语（Saṃskṛta；意为“精炼的，人造的”）和泼拉克里特（Prākṛta；意为“自然地、本来的”）是一体的两面，同时并存。梵语是书面语，是知识精英用来撰写文章的雅语——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人以梵语为母语；而泼拉克里特是民众使用的口语。辛嶋静志将这些口语概括为“中期印度语”（Middle Indic），其中包括巴利语、犍陀罗语、古摩揭陀语等。最初佛典并不是通过梵语，而是通过口语传承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各个阶层的人都听懂佛陀的教诲。目前看到的大量梵语写本，最初都是使用中期印度语，3、4世纪以后才逐渐梵语化。
最早发生这样变化的地方很可能也是在犍陀罗地区。犍陀罗地区出土的铭文，最初是使用犍陀罗语，后来经过了使用婆罗谜文字书写掺杂着口语的不规范梵语阶段，到了公元4世纪才进入使用正规梵语、婆罗谜文字阶段。在新疆地区，这个过程还要更晚。
最早的佛典文本可能出现在公元前后，使用的是巴利语和犍陀罗语。如果我们集中考察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大乘佛教经典，就可以得出结论，最早的大乘佛教佛经是用犍陀罗语写成的。近年来在巴基斯坦不断发现很多犍陀罗语写本，有的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可以印证上述观点。犍陀罗语及其文字佉卢文（Kharoṣṭhī）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被梵语和婆罗谜文字取代前，是西北印度、中亚地区佛教徒的共同语言。
简单总结大乘佛典的历史脉络，从最初的只有口传没有文字的时代，到犍陀罗语（以佉卢文书写）佛典时代（公元前后到公元3、4世纪），再到梵语（以婆罗谜文字书写）时代。可以说，每一部大乘佛典的梵文本，都不可能早于公元3、4世纪。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梵文本（最早写于公元5世纪，大多数写于公元11世纪以后，甚至写于17世纪）是原典，甚至拿其来纠正公元2、3世纪中国的汉文佛典的话，从基本逻辑上都是错误和荒唐的。
在厘清早期佛典语言传承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最晚在公元2世纪，就直接从犍陀罗地区输入了佛典，而这些佛经直接来自犍陀罗语佛典（或者多少梵语化的犍陀罗语佛典），远早于我们目前看到的梵文本佛经。从整个佛教发展史来看，中国早期翻译的佛经才是目前保存最为大宗的、最为接近原典的佛经——目前犍陀罗语的写经数量较少，也不存在发现大规模犍陀罗语佛经的可能性。如果将佛教视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其在亚洲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在这一历程中，中国文明与犍陀罗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佛教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仰体系，中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体，正是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中，才不断创造出新的文明活力。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翻译的汉文佛典，远较梵文佛经古老。很多汉传佛教的概念用梵文对应不了，必须用犍陀罗语及中亚语言来解释。
例如东汉的安世高译经中出现的“沙门”(Skt. śramaṇa)与犍陀罗语的ṣamana一致。又比如东汉的支娄迦谶译本中出现的“弥勒”（Skt. Maitreya），也不与梵语对应，而与中亚古语之一的大夏语的“Maitrāk”、“Metrak”一致。“罽賓”(Skt. Kaśmīra)、“和南”（礼拜、礼敬、稽首）也带有犍陀罗语特征。这类的词汇非常多，甚至像“菩萨”、“盂兰盆”这样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也不是来自梵语，而是来自犍陀罗语。
到了公元7世纪，包括玄奘、玄应这样的佛教学者，虽然精通梵文，但是对犍陀罗语等口语（Prākṛta）所知微乎其微，所以在用梵文知识去解释这些词汇时，就出现了许多错误。
（编者按：所以可以理解玄奘法师翻译的佛经文本是和之前的汉译佛经有着较多区别。玄奘去印度取经，不过是取到了二三手的佛经。）
汉译佛典的原语是犍陀罗语的例子非常丰富。支娄迦谶译《阿閦佛国经》、4世纪末译出的《中阿含经》、5世纪初译出的《长阿含经》等，都是如此。直到5世纪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时候（公元401~413年），汉译佛经才显示出明显的梵语化。辛嶋静志甚至认为，竺法护于公元286年翻译的《正法华经》，也不是从梵文翻译而来。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般若经》。
来自贵霜的支娄迦谶在公元179年翻译的《道行般若经》保存至今。但它所依据的佛经原语是什么？新出土的材料证明，其实是犍陀罗语。1999年，在巴基斯坦西北边陲的巴焦尔（Bajaur）一个佛教寺院废墟中，发现了一组用佉卢文字母书写在桦树皮上的佛教写经。新发现的《八千颂般若》（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残片，经过碳14检测，大概率问世于公元47~147年。这个时间点，其实离支娄迦谶在洛阳翻译《道行般若经》的时间，相去不远。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中国和其他文明交流的强度和密度。
《道行般若经》的犍陀罗语原典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后半期（或者晚到公元2世纪中期），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后半期，已经被系统地翻译成了汉语。比较汉文本和犍陀罗语等写本可以发现，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原典语言就是犍陀罗语，而且是逐字逐句的直译，而支谦翻译的《大明度经》和竺佛念翻译的《摩诃般若钞经》只不过是在支娄迦谶翻译的基础上进行了“翻版”，使其更符合汉语的表达。而且，这一佛典很可能就是形成于犍陀罗地区。
拿犍陀罗出土的佛传浮雕与汉晋时期早期汉文译经比如东汉晚期竺大力等译《修行本起经》（两卷）、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两卷）、刘宋时期求那跋陀罗翻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四卷）、隋代阇那崛多翻译的《本行集经》（六十卷）。对照，就会发现图文非常契合。这也可以证明，当时中土和犍陀罗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犍陀罗浮雕中一个广泛存在的图像主题“逾城出走”，描述的是释迦太子离家修行的场面。在这些图像前，往往有一个手持弓箭的人物形象。宫治昭等学者或者认为是魔王波旬前来阻止，或者是毗沙门天王在导引。但是如果参考早期汉文译经，比如《太子瑞应本起经》，记载得很清楚：太子出城遇见名叫贲识的主五道大神，左执弓，右持箭，腰带利剑，所居三道之衢。犍陀罗图像里出现的那个手持弓箭、立于太子马前的形象显然是汉文译经中所说的贲识。
综上所述，公元2到6世纪翻译的大量汉文佛典，翻译年代确凿，多为完本，从史源上更接近原典，是我们理解佛教演变的重要材料。这些文献也是中国文明开放包容的明证，是中国文明为人类保存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如果仅依靠梵语写本——除了极少残片大部分都产生于11世纪以后——并不能达到理解佛教兴起传播这一宏大历史脉络的目的。
从梳理佛典语言传承可以看出，中国文明并不是独立于人类文明之外的。
早在公元2世纪开始，中国文明至少通过佛教，已经和世界其他文明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佛教兴起与传播过程中处于核心的位置。中国保存了最完整、最系统、最接近原典的佛教典籍，并把佛教理念往周边传播，整个东亚世界至今仍在这一文化遗产的光芒之中。中国文明不但通过开放和包容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而且辐射到其他文明，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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