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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托辉特部地处喀尔喀蒙古西北，是喀尔喀蒙古右翼中的一支较大力量。17世纪和托辉特部阿勒坦汗与中原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西藏保持了紧密的宗教联系。
“腾机思事件”和“两楚琥尔掠夺巴林人畜事件”之后清朝和喀尔喀蒙古为首台吉接触，在双方商讨过程中和托辉特部中俄木布额尔德尼一直与扎萨克图汗共进退。
1655年双方议和成功后清廷在喀尔喀蒙古任命了“八扎萨克”，其中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是统率和托辉特的扎萨克。和托辉特部和西藏的政教关系非常紧密，第二代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曾亲赴西藏拜谒达赖喇嘛。
一、十七世纪上半叶和托辉特部与明朝的经济联系
蒙古人退居漠北之后，蒙古高原长期动荡不安，直至达延汗再度统一东部蒙古才趋于安定。俺答汗与明朝“通贡”互市成功之后，蒙古与中原地区互换有无，蒙古与明朝在经济上的互补更加突显。
由于经济上的分工不同，几千年来北方游牧民族都需要与中原农耕地区进行贸易，北方游牧民族以其马牛羊换易中原的布匹、丝绸、锅等日常生活用品。明朝隆庆年间，“俺答封贡”成功，明朝政府同意蒙古在大同、宣府、张家口等地贡市。
虽然明朝只允许顺义王属下贡市贸易，但其他地区的蒙古亦纷纷扮成漠南蒙古右翼商人，混入明朝贡市进行交易。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三部都打着土默特人的旗号长期与明朝交易。和托辉特部阿勒坦汗也积极与明朝发展贸易。
17世纪上半叶，莫斯科多次派遣使节到和托辉特部阿勒坦汗处，在莫斯科使节的出使报告中留下了关于和托辉特人与明朝的贸易情况。
1616年，彼得罗夫出访阿勒坦汗后留下记载：“中国的货物是绸、缎、丝、绒，阿勒坦汗的货物是马匹、紫貂、狐狸、豹、猞猁、海狸，还有马鬃和马尾。”
关于与明朝贸易的情况，和托辉特部阿勒坦汗的使臣说到，“阿勒坦汗处快骑要20天，轻松慢行则要30天到达中国边城苏拉克特”。“用石头砌成，筑有炮楼，能进去的人很少，由翻译送他们到客栈。”
“商品多种多样，阿勒坦汗的商品是貂皮、狐皮、海狸皮、马匹、马尾。好貂皮可卖到10个银元，甚至更高。这些貂皮、狐皮是吉尔吉斯人、萨彦人、莫托尔人等作为实物税交给阿勒坦汗的。”
显然，阿勒坦汗和明朝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经常到明朝贡市以其毛皮、马匹交易明朝所产货物，熟悉到达明朝的路线。
和托辉特人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使北亚游牧地区、西伯利亚的狩猎采集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紧密联系起来。
但是察哈尔部林丹汗西迁明宣府、大同迤北地区后，阿勒坦汗与明朝的贸易暂时受到阻隔。1634年，后金控制了漠南蒙古右翼土默特人与明朝贸易的市口，阻止喀尔喀人与明朝贸易，以断绝明军马匹补充，并以经济封锁为手段施加压力于喀尔喀蒙古要其归附清朝。
在清朝已经定鼎北京的形势之下，喀尔喀蒙古两翼不得不纷纷遣使于北京，贡奉土物以获得回赏。
1655年清朝设立八扎萨克后，喀尔喀蒙古按规定每年进贡“九白”，进贡贸易一直持续至全体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顺清朝。
二、和托辉特部与清朝政治联系的加强
和托辉特部与清朝的关系是喀尔喀蒙古与清朝关系的一部分，17世纪上半叶，喀尔喀蒙古与清朝关系的主角不是和托辉特人，和托辉特台吉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配角。
天聪九年，喀尔喀蒙古左翼硕垒车臣汗最先遣使后金。同年，喀尔喀蒙古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和车臣济农联名上书于皇太极，表明希望与后金互派使节来往不断。然而，1638年，喀尔喀蒙古右翼扎萨克图汗前往归化城进行贸易时被皇太极驱赶。
之后他写信给皇太极，称自己的书信为“谕，与皇太极“你我相称”。对此，清廷不仅严词谴责扎萨克图汗还以武力威胁，要与扎萨克图汗一决高下。受到严重威胁的扎萨克图汗积极组织了1640年塔尔巴哈台会盟，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典》。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不仅扎萨克图汗受到了皇太极的严重威胁，和托辉特的阿勒坦汗也同样受到了皇太级的威胁。1639年3月，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俄木布额尔德尼积极与沙皇俄国接触，请求沙皇给予军事援助。
然而，沙皇欲趁阿勒坦汗受到皇太极的威胁的时机令其宣誓效忠，使其臣服。于是俄木布额尔德尼积极响应扎萨克图汗筹备的喀尔喀—卫拉特联盟，参加了《蒙古—卫拉特法典》的制定。
17世纪40年代后，喀尔喀蒙古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先是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投奔车臣汗而引发清朝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冲突，后和托辉特部俄木布额尔德尼和左翼楚琥尔等人掳掠漠南土默特和巴林人畜。
清廷对俄木布额尔德尼的态度同对待车臣汗、扎萨克图汗、丹津喇嘛、哲布尊丹巴等人一样，用犀利的话语令其送来腾机思和喀尔喀蒙古所掳巴林人畜，并前来赎罪。从俄木布额尔德尼的呈文看，他以一方领主的身份在与清廷交涉。
顺治五年，腾机思悔过而返回清朝，但清朝与和托辉特部关系仍然紧张。顺治五年末，和托辉特部俄木布额尔德尼和巴尔布冰图私入归化城界掳掠了土默特人马。
在如此紧张形势之下，喀尔喀蒙古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和丹津喇嘛于顺治六年遣使清朝，欲修和好。
此时清廷提出要求，若欲和好，今后喀尔喀蒙古所呈书信要称“奏”、归还所掳巴林人畜、为首贝勒盟誓天地等。此时土谢图汗、车臣汗率先同意盟誓。清朝不仅要喀尔喀左翼盟誓，还要喀尔喀右翼盟誓。
之后，清朝采取的邀请达赖喇嘛、驻军归化城阻截喀尔喀前来通使贸易、收留逃人、分化喀尔喀和卫拉特的联盟关系等手段，迫使喀尔喀左右翼前来朝拜盟誓。1655年，清朝在喀喀蒙古设立“八扎萨克”，俄木布额尔德尼是喀尔喀蒙古右翼四大扎萨克之一。
总之，在喀尔喀蒙古与清朝的关系中，和托辉特部俄木布额尔德尼以右翼领主之一的身份与清朝交涉。当清朝和喀尔喀蒙古左翼因腾机思和巴林人畜事件而严重冲突时俄木布额尔德尼和扎萨克图汗居中调解，但效果甚微。
对于地处遥远而态度冷淡的喀尔喀蒙古右翼，清朝屡次遣书于扎萨克图汗和俄木布额尔德尼，要求其前来朝贡誓盟。
面对清朝发兵征讨、断绝贸易、收留逃人的威胁，同时受到达赖喇嘛入觐的影响，喀尔喀蒙古左翼、右翼最终臣服，换取了通使贸易的经济利益。
三、和托辉特部与西藏佛教界的关系
16世纪下半叶，佛教兴盛于蒙古地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陆续接受佛教，与西藏佛教各派系建立“福田·施主”关系。
佛教的传播给蒙古地区带来“政教二规”思想，从此佛教与蒙古社会紧密相连，给17世纪后的蒙古留下深深的佛教烙印。
蒙古佛教僧侣入藏进修佛教理论、蒙古人进藏拜谒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请求赐福、为超度去世的亲人而进藏熬茶、至西藏请求达赖和班禅认可新转世呼图克图之身份的使节团构成了17世纪蒙藏地区间庞大的人员交往群体，而在这样的人员流动中不乏和托辉特人。
据哈斯巴根研究，1642年，俄木布额尔德尼亲自入藏拜佛，恰逢噶玛巴黑帽派在前后藏发动叛乱，于是协助格鲁派镇压了对手。
1647年俄木布额尔德尼和扎萨克图汗一同派代表入藏，1652年，俄木布额尔德尼之弟又入藏敬献大批礼物。
作为喀尔喀右翼一大势力，俄木布额尔德尼和西藏佛教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入藏拜谒佛教高僧之外，和托辉特部与西藏佛教界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率先实现“‘圣—俗’相互提携组合”之上。
“政教合一”指王政与佛法的一致，或宗教与政治之一体化。齐光解释说，“政教合一”的核心是由德高望重的喇嘛掌握权力，即喇嘛参与世俗事务并掌握权力。
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后喀尔喀左右两翼核心集团中都转生了呼图克图，并在内外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政教合一”理念开始影响蒙古世俗政务的表现。
沃唐卡总结：
17世纪上半叶，和托辉特部与清朝的关系是喀尔喀蒙古与清朝关系的一部分。喀尔喀蒙古和西藏佛教界之间有牢固的宗教纽带，此纽带促进了蒙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物资交流和人员沟通。
此牢固纽带的根基是喀尔喀蒙古各领主与西藏佛教界大呼图克图之间建立的“福田·施主”关系，以及在喀尔喀蒙古两翼各实力集团中不断转生的呼图克图。
和托辉特部受西藏佛教界影响最早，以硕垒乌巴什为首的三代阿勒坦汗均与西藏佛教僧侣组成了“圣—俗提携组合”，且佛教僧侣的世俗血缘越来越亲近阿勒坦汗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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