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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国北方为十六国晚期与北朝,系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诸政权统治。这些少数民族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地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从而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步伐。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总体看,北方社会在动荡中走向融合。北方的佛教也在动荡中阔步发展。
北魏太武帝废佛
在北魏统一之前,北方佛教大体有三个中心,即关中、凉州与幽燕。关中教团以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为主体,凉州佛教先后有昙无谶、玄高等著名高僧,幽燕有昙无竭、法度、昙弘等。北魏统治者在汉化的同时,也接受了佛教。道武帝曾致书泰山僧朗,并赠以礼物。“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魏书》卷一一四)太武帝在即位之初,也崇信佛教,经常与高德沙门一起谈论,也曾遣使到凉州召请昙无谶。但其后听从司徒崔浩的劝告,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开始排斥佛教。
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为平定发生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的起义而率兵抵达长安,发现某寺院藏有兵器,遂怀疑该寺僧人与起义军有勾结,下令诛杀此寺沙门。由此进而发现该寺还藏有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户寄存的财物以万计,甚至还有洞窟藏匿妇女。太武帝大怒,遂听从崔浩的建议,诛杀长安沙门。并下诏在全国灭除佛教:“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 释老志》)据载,当时“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高僧传》卷一○)。上述记载,或有夸张。因为当时监国的太子拓拔晃信奉佛教,他缓宣诏书,使得不少僧人望风逃匿,佛像、经书也多被藏匿。但此次佛教的确受到极大的打击。
太武帝废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听从崔浩的煽动固然是原因之一,沙门的不守戒律也是直接导火线。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一,为了巩固统治,要有稳定的兵源与财源。沙门不当兵,不承担徭役与缴纳租调,与国争利。所以他曾在太延四年(438)下令让五十岁以下的沙门还俗,“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资治通鉴》卷一二三,胡三省注)。第二,他认为佛教“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魏书· 世祖纪》),害怕臣下利用佛教造反。在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无论王公还是庶人,都不得私养沙门等。否则,“沙门身死,主人门诛”(同上)。第三,他虽然出生少数民族,但为了君临天下,便以华夏正统自居,以奉行儒家的学说为标榜,因此必须“荡除胡神”。在他的废佛诏书中,连老庄学说也连带被斥,说明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学说占据主导地位。
文成诸帝兴佛
太武帝去世,文成帝即位,随即下诏复兴佛教。诏书把太武帝的废佛说成是“有司失旨”,说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卷一一四)。命诸州郡县造寺,百姓不问长幼,听任出家。他先后任命师贤、昙曜为沙门统,并因昙曜之请开凿云冈石窟。
此后北魏诸帝大抵信奉佛教,并大力从事各种功德活动,主要有建寺、造像、修塔、开凿石窟等等。献文帝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修建永宁寺,造七级佛塔,高三百余尺。在天宫寺造释迦牟尼像,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孝文帝立寺、起塔、设斋,亲自为出家僧尼剃发。他还批准昙曜的请求,设立僧祗户与佛图户,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此外,他对佛教义学也颇为重视,命中书、秘书两省与僧徒讨论佛教义理。从孝文帝开始,北魏讲经与研究义理之风逐渐发展,一些学派在北方活动与兴盛。其后宣武帝、孝明帝都对佛教采取支持的政策,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在宣武帝时期开凿的。宣武帝妻胡氏,在孝明帝时临朝称制,她在洛阳城内修建的永宁寺,有塔、殿、像、楼、观、花园,雕梁粉壁,成为一所前所未有的皇家园林,所费不可胜计。其庄严富丽,被称为“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洛阳伽蓝记》卷一)。她“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百姓疲于土木之功,金银之价为之踊上”(《魏书》卷一九)。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统治者的推动下,佛教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据《辩正论》卷三,魏代(包括东魏、西魏)皇家造寺四十七所,王公贵族造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造寺三万多所,共有僧尼二百万人。北周、北齐时期,佛教仍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僧尼数字至少有二三百万人,达到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
北周武帝废佛
佛教的迅速发展,带来不少社会问题。如有些人为躲避输税,假称入道。有的沙门游涉村落,交通奸滑。而不少人竭财以赴僧,破产以奉佛,最终使国家受到损失。有些僧尼戒律弛荡,为人不齿。另外,激烈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也反映在佛教中,不少沙门参加甚至领导了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其中有些起义带有鲜明的民众佛教的色彩,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所以,即使最为支持佛教的孝文帝等,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限制的措施。例如限制造寺、不准私度、搜括无籍僧尼、禁止游僧等等,但收效甚微。
与南方一样,北方的儒、道两家也对佛教进行斗争。从总体看,道教对佛教进行斗争是力图扩展自己的势力;而儒家对佛教的抨击则集中在治国安邦及维护纲常名教方面。种种矛盾的积累,酿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废佛高潮——北周武帝废佛。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亲政以后,励精图治,整军练武,努力推行统一事业。在思想文化方面,他曾经七次召集大臣、沙门、道士,论议儒、释、道三教的优劣高下。其中,僧人卫元嵩的意见对周武帝废佛产生重大影响。
卫元嵩的奏文共有十五条,他针对当时佛教的种种弊病,主张进行佛教改革。他认为,佛教的本意是“大慈为本”、“安乐含生”与“利民益国”,而大修寺塔佛像,违反了佛教本意,应当废止。主张把佛教教团与世俗的社会结构统一起来,用世俗道德代替佛教戒律,由周主(即国王)当如来,寓佛法于国法世俗之中,信徒不分僧俗,不用出家。奖励忠孝,惩治贪吝。并把他构画的这一蓝图称为“平延大寺”。卫元嵩的本意并非要废除佛教,而是想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改造佛教。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周书》卷五)。随即下令成立通道观,他在诏书中说:“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逾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久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同上)并选取佛、道两教名人一百二十人为通道观学士,以会通三教。
周武帝此次废佛的具体情况如何,史无明载。但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之后,把废佛政策推广到全境,“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三宝福财,其赀无数,簿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荡尽”(《续高僧传》卷二三)。佛教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
周武帝废佛有几个特点:
第一,废佛之前多次举行三教论衡会议,反复讨论三教的优劣,有较为充分的思想交锋与准备,与魏太武帝的猝然发动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虽然毁坏寺塔、焚烧经像,但没有屠杀沙门,而是让他们还俗,成为编户,皆复军民,与魏太武帝的坑杀沙门也迥然不同。
第三,佛、道两教,均被废除,非比魏太武帝的废佛尊道。
第四,更为主要的,周武帝不是简单地废除佛教、道教,而是成立通道观,容纳诸教头面人物,企图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会融三教,把三教中凡是可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周书》卷五)。以创造一个“帝王即是如来,……王公即是菩萨,……耆年可为上座,……仁惠真为檀度,……以民为子,……四海为家,……治政以理,……安乐百姓,……剪罚残害,……君临天下”(《广弘明集》卷一○)的理想世界。这实际就是把佛、道两教都纳入儒家体系的、卫元嵩主张的“平延大寺”。
宣政元年(578),周武帝英年早逝。第二年,朝廷下敕复兴佛教,周武帝的宗教改革试验就此夭折。
北方佛教的特点
魏晋以来,我国南北学风各有差异。北朝上承汉儒,南朝则多谈玄理。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世说新语· 文学篇》)。也有人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加之北方为少数民族统治,政治情况也与南方不同。受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北方佛教呈现不同于南方的若干特点。
首先,北方佛教的发展规模为中国历史所仅见。据《辩正论》卷三、《法苑珠林》卷一○○,北魏(包括东魏、西魏)有僧尼二百余万。据《续高僧传》卷八,北齐有僧尼二百余万。北周僧尼数不清,但论述北周武帝灭齐后废佛的资料称,“三方释子减三百万”(《历代三宝记》卷一一)。据《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载:“后周静帝末,授隋禅。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文献通考》卷一○《户口考一》载:“后周大象(579—580)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所以当时北方的总人口只有一千万上下,则僧尼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相当惊人。限于篇幅,本书无法一一探讨佛教如此迅速发展的详细原因,但北方佛教的诸种表现与特点,都可以从其规模如此之大这一基本事实得到部分解释。
其次,信仰形态的佛教在北方显得更加突出。不少人在功德思想的驱使下,大兴土木,修寺、造塔、塑像、写经、开石窟等等,企图通过这些行为,追求今生与来世的利益。从留存到现在的许多造像题记、写经题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这种思想状况。如敦煌遗书《律藏初分》卷一四有北魏东阳王元荣的题记:
佛传故事(北魏造像背阴)
“大代普泰二年(532)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己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岭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礼,于滋(兹)多载。天子中兴,是得遣息叔和,早得回还。敬造《无量寿经》一百部:四十部为毗沙门天王、三十部为帝释天王、三十部为梵释天王。造《摩诃衍》一部百卷:四十卷为毗沙门天王、三十卷为帝释天王、三十卷为梵释天王。内律五十五卷:一分为毗沙门天王、一分为帝释天王、一分为梵释天王。造《贤愚经》一部,为毗沙门天王。《观佛三昧》一部,为帝释天王。《大云》一部,为梵释天王。愿天王等早成佛道。右(又)愿元祚无穷,帝嗣不绝。四方附化,恶贼退散。国丰民安,善愿从心。含生有识之类,减(咸)同斯愿。”
《金石萃编》在《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说:“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奢)。”(《金石萃编》卷二九)可谓的评。
再次,教团的修持,重视坐禅、持戒。许多禅学高僧都知名于北方,与南方重视义理有异。《洛阳伽蓝记》卷二记叙了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北方的这种风习: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名错,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一比丘云是宝明寺圣智,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惟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敕付(有)司,……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居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 人财物。既欲得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是烦恼。’亦付(有)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前,曾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未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有)司,青衣送入黑门。…… (胡)太后闻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供养之。……自此以后,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第四,北方没有像南方那样发生诸如沙门拜王的争论。相反,出现法果这样的人物:“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卷一一四)究其原因,约有如下三点:北方较少南方那种以名士、隐士自诩的风气;北方的君权较南方集中;北方僧团继承罗什教团的传统,较少南方庐山慧远那样自立于方外的形态。所以,北方的佛教教团大多依附于政权。
第五,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相对落后性;也由于北方儒、佛、道三家都急于得到政权的支持,三教矛盾便显得更为尖锐。因此,有时矛盾便以对抗性的形式爆发出来,酿成废佛这样极端的行为。
当然,上面所讲的特点,仅是就其总体倾向而言。例如说北方佛教注重禅诵,并不等于说它根本不重视义理。这是应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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