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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政权始终与诸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存在,战争频年。外部的民族矛盾,激发了内部的民族精神。对国家安定与强盛的愿望,化作忠君报国的行动。因此,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成为一般的共识,君主专制主义空前加强。然而,腐朽的统治者在有效加强对内统治的同时,并没有同时有效建立防御外侮的机制。统治者对内盘剥、压迫,对外孱弱求和,使得整个民族饱受苦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儒学被改造为理学,而佛教也进一步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支柱之一。
两宋王朝与佛教
以仁宗即位为界,北宋的佛教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家对佛教采取较为积极的支持政策。宋太祖曾派遣僧人西行取经,并大量招纳东来的西域僧人。这些活动也可以看作是宋朝力图通过佛教纽带扩大对外关系,争取与国的一种努力。当时,国家较为重视佛教文化事业。刊刻了我国第一部版刻大藏经《开宝藏》,后又在汴梁(今河南开封)设立印经院负责佛教的印刷。所印刷的《开宝藏》曾应周边国家之请遍赠各国。这也是力图用佛教作为扩大对外联系的窗口。此外,朝廷专门设立译经院,翻译新得的梵文经典。北宋共计译经二百八十五部,七百五十八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前期译出的。所译经典,以印度密教为主,由于与汉民族的伦理道德有违,不少经典未曾流通,就被禁绝。这也说明国家对佛教仍然实行有效的统制政策。这一时期北宋僧尼发展甚为迅速。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一次普度童行达十七万人。到天禧五年(1021),全国已有僧人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寺院近四万所。
仁宗起,佛教的发展开始受到限制。仁宗景祐二年(1035)以后,译经院的活动逐渐消沉,神宗熙宁四年(1071)译经院被废。印经院原由国家负责,此时也下放给佛教教团自行管理。僧尼的数量开始下降。根据熙宁元年(1068)统计,全国僧人为二十二万零六百六十人,尼三千四百三十人。宋徽宗信仰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他重提“夷夏之辨”,于宣和元年(1119)下诏,称佛教属于“胡教”,“虽不可废,而犹为中国礼义之害,故不可不革。”下令把佛教寺院改为道教宫观,把佛菩萨改称道教名号,僧尼也改称道教名号。但不久即逢“靖康之变”,所以宋徽宗的此番举动对佛教的实际打击不大。
南渡以后,历朝统治者对佛教基本采取既不大力支持,也不着力排斥的折中态度。高宗起停止发放度牒,以求把僧尼的数目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朝廷还对僧尼征收“免丁钱”(后改称“清闲钱”),其数额倍于一般丁口,以此限制教团人数。但是,由于中央财赋困难,不久又恢复鬻卖度牒的措施,所以上述限制教团人数的办法实际上没有多大效用。据绍兴二十七年(1157)统计,全国僧尼共有二十万。
从总体看,两宋统治者对佛教的基本原则是既允许其适度发展,又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免危害王朝的统治。
佛教的世俗化
宋代佛教有一些新的显著特点:即具体地提倡忠君爱国;主动地向儒家靠拢。这些特点的产生,既是中国佛教世俗化这一总趋势的具体体现,也与两宋的内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晚唐五代,不少僧人为了躲避战乱,往往遁入深山,自耕自食。他们不问世务,唯证悟是求。宋初,这种风气仍然很盛。故延寿在提倡禅教统一、禅净双修的同时,提出:“文殊以理印行,差别之义不亏;普贤以行严理,根本之门靡废。本末一际,凡圣同源。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万善同归集》)从理论上证明了僧尼应该回到世间,参与世间活动。克勤进而明确提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两者不可分离。赞宁则主张“佛法据王法以立”,等于公开号召僧尼参与辅助王政。
由此,宋代佛教吸收忠孝节义作为自己的教义。智圆说:“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闲居编》卷一九)即把是否忠孝仁义作为佛教的善恶标准。嵩契撰文主张佛教决不可离开“天下国家”大事与君臣父子等伦理规范。他说:“佛之道岂一人之为私乎?抑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镡津文集》卷一○)北宋末年,国家危若累卵,忠君爱国成为当时做人的最高标准。不少佛教僧人也同样都是忧国忧民之士。宗杲就拿“忠义心”来解释佛教的菩提心,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大慧语录》卷二四)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不少僧人积极参与抗金斗争,宗杲本人也因参与张九成反对秦桧议和而被流放朱崖。
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更是主动向当时的统治思想儒学靠拢,力图成为儒学不可缺少的补充。嵩契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治世,无为者治心。”(《镡津文集》卷一六)此后,儒以修身治国,释以治心,几乎成为佛教处理儒释关系的定式,成为佛教依附儒学的重要理论。
如前所述,世俗化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总趋势。但宋代佛教出现的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却是与两宋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的。由此开辟古代佛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新传统。以后,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时,这一传统就会进发出灿烂的光芒。另一方面,佛教从此也更加自觉地为维护王权服务。崇宁二年(1103)制定的《禅苑清规》提出“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的口号。此后寺院上香祝辞,都是首先恭祝当今皇帝圣寿无穷,国祚延绵,其次祝文武官员常居禄位。如此等等,佛教已经完全成为王权的附庸。
宋代佛教的世俗化还反映在另一个方面,即寺院经济的发展出现新的局面。以往的寺院经济,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宋代由于城市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展,寺院经济越来越与社会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寺院普遍开展各种商业性活动,发展营利事业。这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寺院生活与世俗生活都日益靠拢。在一些农村与边远地区,僧侣甚至可以娶妻生子。
由于政治黑暗,许多知识分子往往到佛教中寻求心理的平衡与安慰。所以宋代文人与僧人的结交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苏轼诗《虔州八境图》谓:“却从尘外望尘中,无限楼台烟雨蒙。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凭孤塔认西东。”反映了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
佛教诸宗派
禅宗仍是佛教诸宗派中最为兴盛与重要的宗派,但宋代禅宗的禅风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时期的禅宗,编纂出大量的记载祖师言论的语录、记述历代传法世系与思想的灯录,并编纂大批“颂古”、“评唱”,对历代禅师公案进行阐述与评价。由过去那种“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传统,转变成以阐扬禅机为核心,“不离文字”的“文字禅”。有的研究者认为,编纂语录、灯录已经成为宋代禅宗的主要事业。
临济宗僧人宗杲(1089—1163)认为如此专务文字,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证悟。便提倡把公案中那些明白通晓的语句删去,专门参究体悟那些含义深奥而不可解的语句。认为这些语句才真正表达了禅宗的真意,是“活句”,实际是借这些“活句”以表达自己的活思想。传统把宗杲提倡的这种方式称作“看话禅”。与宗杲同时,曹洞宗僧人正觉(1091—1157)反对看话禅,认为要达到真正的证悟,还是要默然静坐,观照自心。正觉以般若空观为其哲学基础,在理论上与神秀的禅宗北宗划清界线,从而使“静坐看心”这一早期禅宗北宗的修持方式在慧能的南宗法系中得到合法存在。传统把正觉提倡的这种方式称为“默照禅”。看话禅与默照禅的提出,促进了临济、曹洞两宗的发展。
禅宗五家至宋代,唯有临济、曹洞,云门最为兴盛。其中临济宗始终占有优势。十一世纪,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杨歧两个支派,特别活跃在南方。黄龙派由黄龙慧南(1002—1069)创立。慧南反对文字禅的僧人在玩弄文字中丢失禅的精髓,主张复归临济禅任运自在,不为外物所拘的宗风。杨歧派由杨歧方会(992—1049)创立,同样反对文字禅,主张像义玄那样“立处即真”的自悟,在接引学人的教学方式上较为灵活。到北宋末年,杨歧派兴盛,势力与影响都超过黄龙派。两派虽然都反对文字禅,但把禅与作务及静居相结合的方式,已经成为历史,而文字禅却已成为宋代禅宗的发展方向,即使慧南、方会本人,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文字禅的影响。
天台宗五代时从海外访求到散佚的天台教典,促进了义学的发展,成为天台宗发展的重要契机。宋代天台宗显示出复兴的态势。其后天台宗对智��《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实质是对所观之境属于“真心”还是“妄心”问题发生争执。结果知礼(960—1028)为代表的一派得胜,遂自称“山家派”,居为正宗。把反对派斥为“山外派”,亦即非正统,这是天台宗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净土信仰到了宋代有了新的发展。志磐形容杭州地区净土信仰之盛称:“年少长贵贱,见师者皆称阿弥陀佛。念佛之声,盈满道路。”(《佛祖统纪》卷二六)宋代净土信仰的一大特点是各个佛教宗派都向净土靠拢,出现禅、净双修,天台、净土融合等趋势。如延寿就是禅净双修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佛教的一切修行,最后都要归为净土,自己并身体力行禅净双修的实践。天台宗的净土归趣更为显著,天台宗的主要僧人几乎都是净土的信奉者。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净土结社比较普遍。甚至有结僧俗十万人念佛者。这些宏大的结社,把佛教僧侣与社会各个阶层联系起来,对净土信仰的进一步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对以后的民间结社乃至民间宗教的产生,也有巨大的影响。
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华严、法相、律宗、密宗等等,此时甚为衰微,影响不大。
宋代除官刻《开宝藏》外,私刻藏经较为兴盛。所刻有《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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