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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灭佛的真实目的何在?佛教倡导善良品行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唐武宗下令大规模毁坏全国各地的寺庙,迫使道士还俗。在两京之中,只有长安的四座寺庙和洛阳的两座寺庙被允许保留下来。
这一事件从会昌二年持续到五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 “会昌灭佛 “或 “会昌法难”,是 “武三帝”(北魏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北周武宗李炎、后周柴荣)四大法难之一。中国历史上四大法难之一的 “武三帝”(北魏皇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皇帝柴荣)。
唐武宗李炎是一个很有权势的皇帝,他依靠宦官的力量登上皇位,但登基后他很快就打压了宦官的势力,重新任用了历史上著名的宰相李德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 “会昌中兴”。
会昌六年,32 岁的唐武宗用道士赵归真的灵丹妙药毒死自己,被人砍死。这个赵归真与著名宰相李德裕都是会昌法难的支持者。事件的发生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会昌的 2 年和 3 年
所有违反佛教戒律和国家法律的僧人都必须还俗,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被征收两税一费。
每座寺庙的僧侣人数都受到严格控制,禁止私自剃度,并限制僧侣带奴隶的数量。
(iii) 许多寺庙被毁。
为了杀死这个世界上的疯子,他剃光了头发,穿上长袍,以萨满的形式杀死了他们。
2、会昌四年
(1) 他下令摧毁天下所有寺庙、僧院、兰若和佛堂,凡寺庙少于 200 座且无圣旨者,一律销毁,并下令所有僧尼还俗。
寺庙禁止供奉 “佛牙 “和 “佛骨”,如果寺庙接受供奉,供奉者和接受者每收到一分钱,就必须献上 20 根行军棍。
3.会昌五年
唐武宗的各种限制性诏令遭到各种势力的抵制,执行不力,一些地区还公开反对。会昌五年,唐武宗颁布了最严厉的灭佛法令。
禁止在寺院内建造房产,破坏寺院的经济基础。
(ii) 检查并记录所有寺院中僧侣、尼姑、仆人和财产的数量。
(iii) 所有未接到最后通牒的神父和修士,以及接到最后通牒的 50 岁以下的神父和修 士,将重返献身生活。
④ 寺庙遭到大规模破坏。在都城长安,只剩下四座寺庙,每座有 30 名僧人。这四座寺庙是慈恩寺、建福寺、西明寺和庄严寺;洛阳有两座寺庙幸存,即内道场寺(后改名安国寺)和白马寺。在三十四个有刺史的省份中,每个省份都有一座寺庙得以保存,而其他有刺史的省份的寺庙则全部被毁。
⑤ 被摧毁的寺庙中的铜像、钟和编钟被熔化,交给盐铁委员会铸造成钱币,铁则交给本州铸造成农具。
(6) “琐罗亚斯德教和景教等外来僧侣以及在唐求法的僧侣被驱逐出境,导致成千上万的僧尼集体自杀”。
会昌五年八月,他下诏宣布毁佛的后果:
“天下毁庙宇四千六百余所,皈依道士、尼姑二十六万零五百余人,收为两税户;毁昭提、兰若四万余人,收肥沃表土数千万顷,收奴婢十五万人,收为两税户。”
佛教崇尚个人修养,反对贪婪和杀戮,鼓励人们顺应世间轮回向善,其精神实质对社会具有重要的稳定作用,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喜爱和推崇,那么唐武宗为什么要发动会昌法难呢?
一般有四种理论:
1、唐武宗的个人信仰
与所有唐朝皇帝一样,唐武宗也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原因很简单:唐朝建立后,李氏家族为了抬高自己,宣称老子李耳是唐朝的祖先,将其奉为 “唐朝圣祖”,死后追谥为 “太上玄元皇帝”。由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道教自然成为李唐的国教。
唐武宗虽然不是皇室继承人,但在当太子时却热衷于打猎和修炼:”武宗有一套很好的道教修炼体系。他一生痴迷道教,一登基就立即召集八十一位道士’修炼金箓道场’,这是被禁止的,他还经常亲自参加各种法会。
长期以来,道教和佛教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李唐的大多数皇帝并不排斥佛教,但同时也尊重甚至鼓励道教。特别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一度受到重用,而道教则受到冷落。皇帝的宠信让两种宗教都得到了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相互 “猜忌”。
赵归真是《会昌法宝坛经》的开创者之一,是唐武宗身边最亲近的道士:”道士赵归真与左右巷门教授……,武宗时欲学神仙,以归真为师”。
于是赵归真与邓元起、刘元静等人,更有机会影响唐武宗:”归真乘宠,每有对,轼废之,此非中国之教,蛀虫之气,宜除之,皇上颇服…….”。轼老矣,拆庙请行”。
虽然唐武宗同时信仰佛教和道教,但他对佛教的痴迷程度不及对道教的痴迷程度。在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者大有人在。因此,说会昌之难的主要原因是唐武宗的个人信仰,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可以说,这只是有些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
2、儒教与佛教的冲突
除了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儒家为基础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据说也害怕佛教文化的 “入侵”。
例如,佛教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韩愈就曾说过:
“今其法曰:必离君臣,去忌讳,父子相与,生活方式而兴寻其所谓清静也……今又欲治其心而外天下之国,神明之规范,子非父之父,臣非君之君,非民而民之事……今且引夷之法度加于老君之教,不徐几何,亦为夷矣。”
韩愈认为,佛教主张破坏道德秩序,与儒家思想根本对立,主张废王立卿、废父立子。他甚至建议 “民有其民,书有其书,家有其家”,以彻底废除佛教。
但这只是韩愈个人的看法,大多数儒家学者对佛教持折中态度,佛教思想并没有影响儒家的政治地位。
因此,将儒佛冲突作为会昌法律灾难的根源也是不够的。
3、佛教对政治的干预
有资料显示,会昌年间,京城寺院中隐藏着大量奸细,一方面为宗室提供情报,另一方面发展宗室政治势力。会昌三年,唐武宗下诏杀僧,京城长安有 300 名僧人被杀。
然而,这些说法更类似于会昌法难前的宣传活动,可信度很低。在佛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建立政治团体来影响政策走向的记录,即使他们参与了政治事件,也是个案现象。
寺院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冲突
从唐武宗的总结中可以看出会昌法难的真正动因,其中包含三个关键词:税、田、奴。这三个词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概念:经济。佛教创造的寺院经济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佛教修行者不生产、不纳税,是社会的 “特权阶层”。由于上层阶级的声望,佛教寺庙早已不再是净土之地,而成为贵族的专属。
寺院经济对国家收入的影响
由于信徒的捐赠和帝国当局的恩惠,修道院拥有大量财产、不动产、仆人和金钱。修道院的财产收入不征税,修道院的僧侣、尼姑和奴隶也不征税,随着修道院的发展,国家税收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唐武宗在禁佛令中写道,寺院的经济收入达到全国总收入的 70%-80%,犹如国中之国,而且这种势头还在不断增长。
自给自足的经济 多领域发展
除了来自土地和施舍的稳定收入外,随着高利贷和商业企业的出现,修道院的经济开始 “多样化”。
其实,这是经济实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唐朝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寺院从事商业活动和高利贷等行为。
最令人担忧的是,寺院经济与贵族经济一样,也进行土地兼并,从而耗尽了应纳税的土地资源。
创建新的特权类
修道院的经济如此发达,以至于形成了内部等级结构。
僧侣领主和牧师,如天主、天奴和仆人,是最底层的被剥削者。僧侣贵族 “贪财、贪婪、囤积居奇、无赖、贩卖奴隶、耕种土地、焚烧山林、残害生灵、无恶不作”。
到了唐武宗时期,佛教似乎已经脱离了国家政权,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日益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不遏制这种势头,不仅国家经济会崩溃,社会矛盾也会不可避免地升级。
佛教也偏离了其最初作为宗教的角色,这也是它被唐武宗摧毁的主要原因。
关于会昌的法律灾难,历史评价不一,总体上是有利的,但也凸显了其带来的缺陷。
1、积极意义
会昌法难后,大量寺院财产被没收,仅寺院土地就达千万顷,40 多万纳税人获得解放。这一庞大的基数为唐朝经济增添了新的动力源。
同时,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来源,必然会减轻农民的纳税压力,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寺院经济的破坏缓和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平民地主阶级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这对行政结构的稳定非常重要。
获得的负面经验
当然,会昌法难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如大量佛教经典、建筑和学术被毁,这是佛教史上的一场浩劫,也被称为 “法难”,唐武宗因此灭佛。
此外,会昌法难是后来党争的导火索,会昌法难也是李德裕被罢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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