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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灭佛的真实目的何在？佛教倡导善良品行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唐武宗下令大规模毁坏全国各地的寺庙，迫使道士还俗。在两京之中，只有长安的四座寺庙和洛阳的两座寺庙被允许保留下来。
这一事件从会昌二年持续到五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 “会昌灭佛 “或 “会昌法难”，是 “武三帝”（北魏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北周武宗李炎、后周柴荣）四大法难之一。中国历史上四大法难之一的 “武三帝”（北魏皇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皇帝柴荣）。
唐武宗李炎是一个很有权势的皇帝，他依靠宦官的力量登上皇位，但登基后他很快就打压了宦官的势力，重新任用了历史上著名的宰相李德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 “会昌中兴”。
会昌六年，32 岁的唐武宗用道士赵归真的灵丹妙药毒死自己，被人砍死。这个赵归真与著名宰相李德裕都是会昌法难的支持者。事件的发生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会昌的 2 年和 3 年
所有违反佛教戒律和国家法律的僧人都必须还俗，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被征收两税一费。
每座寺庙的僧侣人数都受到严格控制，禁止私自剃度，并限制僧侣带奴隶的数量。
(iii) 许多寺庙被毁。
为了杀死这个世界上的疯子，他剃光了头发，穿上长袍，以萨满的形式杀死了他们。
2、会昌四年
(1) 他下令摧毁天下所有寺庙、僧院、兰若和佛堂，凡寺庙少于 200 座且无圣旨者，一律销毁，并下令所有僧尼还俗。
寺庙禁止供奉 “佛牙 “和 “佛骨”，如果寺庙接受供奉，供奉者和接受者每收到一分钱，就必须献上 20 根行军棍。
3.会昌五年
唐武宗的各种限制性诏令遭到各种势力的抵制，执行不力，一些地区还公开反对。会昌五年，唐武宗颁布了最严厉的灭佛法令。
禁止在寺院内建造房产，破坏寺院的经济基础。
(ii) 检查并记录所有寺院中僧侣、尼姑、仆人和财产的数量。
(iii) 所有未接到最后通牒的神父和修士，以及接到最后通牒的 50 岁以下的神父和修 士，将重返献身生活。
④ 寺庙遭到大规模破坏。在都城长安，只剩下四座寺庙，每座有 30 名僧人。这四座寺庙是慈恩寺、建福寺、西明寺和庄严寺；洛阳有两座寺庙幸存，即内道场寺（后改名安国寺）和白马寺。在三十四个有刺史的省份中，每个省份都有一座寺庙得以保存，而其他有刺史的省份的寺庙则全部被毁。
⑤ 被摧毁的寺庙中的铜像、钟和编钟被熔化，交给盐铁委员会铸造成钱币，铁则交给本州铸造成农具。
(6) “琐罗亚斯德教和景教等外来僧侣以及在唐求法的僧侣被驱逐出境，导致成千上万的僧尼集体自杀”。
会昌五年八月，他下诏宣布毁佛的后果：
“天下毁庙宇四千六百余所，皈依道士、尼姑二十六万零五百余人，收为两税户；毁昭提、兰若四万余人，收肥沃表土数千万顷，收奴婢十五万人，收为两税户。”
佛教崇尚个人修养，反对贪婪和杀戮，鼓励人们顺应世间轮回向善，其精神实质对社会具有重要的稳定作用，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喜爱和推崇，那么唐武宗为什么要发动会昌法难呢？
一般有四种理论：
1、唐武宗的个人信仰
与所有唐朝皇帝一样，唐武宗也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原因很简单：唐朝建立后，李氏家族为了抬高自己，宣称老子李耳是唐朝的祖先，将其奉为 “唐朝圣祖”，死后追谥为 “太上玄元皇帝”。由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道教自然成为李唐的国教。
唐武宗虽然不是皇室继承人，但在当太子时却热衷于打猎和修炼：”武宗有一套很好的道教修炼体系。他一生痴迷道教，一登基就立即召集八十一位道士’修炼金箓道场’，这是被禁止的，他还经常亲自参加各种法会。
长期以来，道教和佛教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李唐的大多数皇帝并不排斥佛教，但同时也尊重甚至鼓励道教。特别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一度受到重用，而道教则受到冷落。皇帝的宠信让两种宗教都得到了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相互 “猜忌”。
赵归真是《会昌法宝坛经》的开创者之一，是唐武宗身边最亲近的道士：”道士赵归真与左右巷门教授……，武宗时欲学神仙，以归真为师”。
于是赵归真与邓元起、刘元静等人，更有机会影响唐武宗：”归真乘宠，每有对，轼废之，此非中国之教，蛀虫之气，宜除之，皇上颇服…….”。轼老矣，拆庙请行”。
虽然唐武宗同时信仰佛教和道教，但他对佛教的痴迷程度不及对道教的痴迷程度。在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者大有人在。因此，说会昌之难的主要原因是唐武宗的个人信仰，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可以说，这只是有些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
2、儒教与佛教的冲突
除了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儒家为基础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据说也害怕佛教文化的 “入侵”。
例如，佛教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韩愈就曾说过：
“今其法曰：必离君臣，去忌讳，父子相与，生活方式而兴寻其所谓清静也……今又欲治其心而外天下之国，神明之规范，子非父之父，臣非君之君，非民而民之事……今且引夷之法度加于老君之教，不徐几何，亦为夷矣。”
韩愈认为，佛教主张破坏道德秩序，与儒家思想根本对立，主张废王立卿、废父立子。他甚至建议 “民有其民，书有其书，家有其家”，以彻底废除佛教。
但这只是韩愈个人的看法，大多数儒家学者对佛教持折中态度，佛教思想并没有影响儒家的政治地位。
因此，将儒佛冲突作为会昌法律灾难的根源也是不够的。
3、佛教对政治的干预
有资料显示，会昌年间，京城寺院中隐藏着大量奸细，一方面为宗室提供情报，另一方面发展宗室政治势力。会昌三年，唐武宗下诏杀僧，京城长安有 300 名僧人被杀。
然而，这些说法更类似于会昌法难前的宣传活动，可信度很低。在佛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建立政治团体来影响政策走向的记录，即使他们参与了政治事件，也是个案现象。
寺院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冲突
从唐武宗的总结中可以看出会昌法难的真正动因，其中包含三个关键词：税、田、奴。这三个词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概念：经济。佛教创造的寺院经济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佛教修行者不生产、不纳税，是社会的 “特权阶层”。由于上层阶级的声望，佛教寺庙早已不再是净土之地，而成为贵族的专属。
寺院经济对国家收入的影响
由于信徒的捐赠和帝国当局的恩惠，修道院拥有大量财产、不动产、仆人和金钱。修道院的财产收入不征税，修道院的僧侣、尼姑和奴隶也不征税，随着修道院的发展，国家税收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唐武宗在禁佛令中写道，寺院的经济收入达到全国总收入的 70%-80%，犹如国中之国，而且这种势头还在不断增长。
自给自足的经济 多领域发展
除了来自土地和施舍的稳定收入外，随着高利贷和商业企业的出现，修道院的经济开始 “多样化”。
其实，这是经济实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唐朝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寺院从事商业活动和高利贷等行为。
最令人担忧的是，寺院经济与贵族经济一样，也进行土地兼并，从而耗尽了应纳税的土地资源。
创建新的特权类
修道院的经济如此发达，以至于形成了内部等级结构。
僧侣领主和牧师，如天主、天奴和仆人，是最底层的被剥削者。僧侣贵族 “贪财、贪婪、囤积居奇、无赖、贩卖奴隶、耕种土地、焚烧山林、残害生灵、无恶不作”。
到了唐武宗时期，佛教似乎已经脱离了国家政权，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日益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不遏制这种势头，不仅国家经济会崩溃，社会矛盾也会不可避免地升级。
佛教也偏离了其最初作为宗教的角色，这也是它被唐武宗摧毁的主要原因。
关于会昌的法律灾难，历史评价不一，总体上是有利的，但也凸显了其带来的缺陷。
1、积极意义
会昌法难后，大量寺院财产被没收，仅寺院土地就达千万顷，40 多万纳税人获得解放。这一庞大的基数为唐朝经济增添了新的动力源。
同时，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来源，必然会减轻农民的纳税压力，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寺院经济的破坏缓和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平民地主阶级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这对行政结构的稳定非常重要。
获得的负面经验
当然，会昌法难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如大量佛教经典、建筑和学术被毁，这是佛教史上的一场浩劫，也被称为 “法难”，唐武宗因此灭佛。
此外，会昌法难是后来党争的导火索，会昌法难也是李德裕被罢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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