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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走出壤塘
心里惦念着色达，想要离开这里了，便留意着，可有什么顺路的车子能搭往县城的。手扶拖拉机不想再乘了，路上时间太长，而且颠得太厉害。等了两三天，这天下午，发现了一辆漆成蓝色的两吨卡车，上面没几个人，不知从哪开来的。问司机，去县里麽？藏族司机懂汉语，点点头。
就开车麽？搭个车吧。
司机一口答应。象我在这儿遇到的其他藏人一样，司机直爽热情，很容易打交道。
我请司机稍等我一下，赶紧回供销社，把早已整理好的行李背上，连奔带跑地朝卡车跑去。把东西都扔进了车厢，我彻底放下心来。过了会儿，又来了几个搭车的藏胞，爬上车后，司机便开了。
上坡，下坡……下坡，上坡……将至一座山顶时，司机把车停下，坐驾驶室里的几个人下了车，拎着几瓶可乐和一袋锅魁(一种圆形的面饼)，走到一块较平缓的草地上，坐下，开始野餐。原来，这是县藏文中学的几位教师，学生从今天起放暑假了，他们学校借了辆卡车，把住得远的学生一个个送回家去。山坡上绿草茵茵，山花点点；四周山峦起伏，郁郁苍苍；头顶上万里蓝天，白云朵朵，几只雄鹰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到底是县城里的教书匠，有文化有情趣，把午饭拿到这风景如画的山上来吃，别有一番风味。
他们指着锅魁，叫我自己拿，甭客气，我已吃过午饭，谢绝了这几位中学教师的邀请。在这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每每亲身领受藏民对萍水相逢的外来人的热情好客，我心里总很感动。我想起在我刚离开的那个乡里，有个开小店的女主人，五十多岁，我去她那儿买东西时，她问我酸奶是不是吃得惯？我说让我尝尝吧，她就给我舀了满满一杯。我问她要付多少钱，她说酸奶是自己做的，不收钱。后来她见我能吃酸奶，十分高兴，见到我就叫我别忘了拿个杯子去舀一杯，还请我去她屋里吃奶茶和油炸面果。她是开店的，一手收钱，一手交货，当然不会没有商品经济观念。可当她把你当一个朋友看待时，哪怕是个偶尔遇上今后未必再能见面的陌路人，她也不会用商品交换的原则来考虑她给你点什么可以换回点什么……
是的，这儿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比汉地落后得多，可这儿藏胞待人的真诚爽直远远超过汉地。前几年曾听到这么一种理论，说精神文明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只有物质极大丰富了，精神文明才能上去云云。此说未必没有道理。可无情的现实偏偏是，近年来汉地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令全世界都为之瞩目，而全民族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道德水准的急剧下降也同样是有目共睹。如果商品经济的发展要以一个民族躯体的腐蚀病变为代价，这样的代价不是太沉重了吗？当然，经济文化落后并不值得夸耀。藏地民风淳朴，社会秩序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许跟全民信教更有关系。前年，色达县一位退休的县委书记就这样对我说过，他认为佛教中有很多合理的因素，象佛教的不杀生、不说假话、不偷盗、不奸***妇女、不喝酒等戒律，推而广之，对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很有好处。他说，别的不说，这儿的犯罪率就比汉地低得多。
又回到了壤塘县城。
刚从成都坐长途汽车来到这里时，一下车，我很感叹这座县城的贫困狭陋，作为一个正规的行政区划，简直徒有“县”名，其规模气派比江浙等地的一个乡镇都差很远。可是，在中壤塘乡呆了一段时候后，再来这里，感觉大不一样，到底是个县城，再穷，毕竟还有百货商店、邮局、农业银行、新华书店、电影院(现已改为录像放映厅)、医院和好多家小吃店。
依然住宿县委招待所。用房间里的电炉煮上一壶水，就可用热水擦擦身洗洗脚了。桌上还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插上电源，可以收到好几套节目。一只巨蚊在屋子里嗡嗡飞，大小如一只蜻蜓，直径有五六厘米。在吊顶灯的玻璃罩上，一只花蝇正沿着玻璃罩的边沿慢慢爬动，玻璃灯罩的影子投在四周墙上，那只花蝇的投影也映得清清楚楚，状如一只黑色的怪鸟，在墙上踽踽而行。
第二天上午，我等邮局开门后，请里面的职工给我接个长途，我想给上海家里挂个电话，报一声平安。邮局楼高五层，赭色釉面贴砖，是整条县城大街上最有气派的建筑物。女职员很有礼貌地告诉我，通往成都的长途电话线中断好几天了，请你过两天再来看看吧。我问她，可有零售的报纸吗？不管什么报都行。她说这儿的不多几份报纸都是单位订阅的，没有零售。问她报纸送到这儿要多长时间？她说《四川日报》送到这儿，通常要三四天。成都到壤塘的距离是六百公里。我记得有报道说，上海出的《新民晚报》，通过电子传递，在美国印海外版，当天就能跟美国的华文读者见面。中美两国，分处地球东西，相隔至少一万公里吧！
我又满街打听，可有什么车子去色达方向的？问来问去，我终于弄明白，壤塘县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公路，被大雨冲塌了一段，任何车辆都进不来出不去，至于成都至这儿的长途班车，因为路上好几处塌方，已有半个月不通车了。
也好，那就在招待所里住上几天，随便走走吧。
在一所挂着“县农业机电局”招牌的院子里，我找到了壤塘县地方志办公室。县志办负责人名叫罗尔洛，四十七岁，他为我倒了一杯茶，很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近年找到的一个小窍门，你若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不妨找找当地的地方志办公室，总会有所收获。
壤塘历史上为羌人的生息之地，公元七至八世纪鹿藩战争时期，尚为中央王朝实力未达的徼外。明洪武十一年(1378)，嘉绒扑龙人宗然拉西日喇嘛在中壤塘建错尔基寺，明永乐十六年(1418)该寺活佛晋谒明朝，归顺朝廷。
一九五八年十月，国务院八十一次会议通过，将色尔坝、上寨、杜柯、南木达四地区合置为壤塘县。一九六0年，国务院又将色尔坝划归甘孜州色达县。一九九0年底，壤塘县设一镇十一乡。全县总面积6606平方公里，南北长134公里，东西宽90公里，地形以丘状高原为主，海拔3500米以上。全县人口6178户，29733人，人口密度4.5人／平方公里。若拿壤塘和上海来比的话，两地面积相差不多，但人口密度相差很大，前者大约只及后者的五十分之一。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130万元，其中工业687万元，农业2443万元。
全县畜牧业总存栏数22.9万头(只)。
全县粮食总产416万公斤。
全县财政收入1080万元。
…………
以上统计数字，截至一九九0年。
地方志，主要是跟历史打交道。统计到一九九0年，在地方志里算得上是最新的历史了。
我又去县政府，想获得一点近两年的信息。老的县政府办公楼已被推倒，在原地基上挖了一个巨大的方坑，堆着石子、黄沙、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这儿即将建造一幢新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县府首脑的临时办公地点设在一长条牌楼式的二层走廊上，一间间办公室的门框上方挂着写有“耿西姆办公室”、“李世川办公室”等县太爷大名的小木牌。所有父母官的办公室大门都上了锁，透过玻璃窗可看见办公室里的大写字桌，桌上放着的台历、笔筒、文具盒等办公用品，以及，每张办公桌上都必不可少的一面小小的五星国旗。我在壤塘县城滞留期间，每天往这儿跑上一两趟，想拜见一下这儿的父母官，可是，最终没能如愿。也许，县太爷们都下基层了？
有一天，我忽看见在一间挂着“政府办公室”小木牌的办公室里坐着个胖胖的汉人，正在敲打一只式样新颖内置光驱的笔记本电脑。他的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穿一件深蓝色风衣，脸上气色不凡。一种直觉告诉我，这人肯定不是当地人，而且有点来头。办公室的门开着，我就走了进去。听他一开口，就是一口道地的北京话。果然，此公是国家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司的官员，从北京来这儿调查高原病的，该项目且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定的资助。他已在这儿呆了几个月，还给他挂了个副县长的虚衔呢。跟他从电脑谈到佛教，发现俩人居然有不少共同语言，真是一件快事。
这时，县府办公室有个人来向他请示：任副县长，路已塌了好几天了，怎么办？
他说，弄个车，去现场看看吧。
我问他，你在这儿真的也管行政上的事？
他说，有啥办法呢，县府的头一个都不在，别人来问你，你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摇了摇头又说，其实，这地方平时有啥个屁事。
来了部北京吉普。我说，我跟着去看看，行不行？
行。他一摆手说。上车吧。
塌方处离县城三四公里，吉普车开上五六分钟就到了。一面是山，一面是河，在公路的拐弯处，有一段路面整个塌到河里去了，要打通公路，就必须紧贴山坡重新刨一段路出来。工程浩大，若没专用施工机械，光靠手挖肩挑，不知要干到哪一年呢。他告诉我，有一年，也是在这拐弯口，整个山坡塌下一大块，把河道都堵住了，人简直无能为力，后来是靠着水流的力量，慢慢把堵住的泥块冲走了。那次大塌方，两个月没通车。
我问，这次要多久才能打通？
“这次塌得不厉害，把施工机械调来，几天就行了。”他说等路修通了，他有事要去成都呢。
我问，通讯恢复啦？
“县里可用无线电跟州里联络。”他说。
隔开水流遄急的杜柯河，对面公路上停了一长溜大卡车、小卡车、拖拉机、面包车、大客车……车子进没法进，退没法退，够呛。乘客干脆下了车扛着包从山坡上绕过塌方的那段路，步行进县城。有的摩托车手，胆子大得很，请人帮忙，前面一两个人拉，后面一两个人推，哼哕哼哕把摩托车从山坡上翻过来，到了这一面的公路上，骑上座椅，油门一拧，呜呜，很潇洒地进城去了……
去县府宗教局拜访了德木衮局长。这位穿西装的藏族汉子，是解放后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根正苗壮的干部，五六十年代从大队干部一直当到公社党委书记，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文革”中被作为“走资派”批斗了好些年，曾被造**派打得死去活来。“文革”以后，官运重续，先在县里当文教局长，后改行当了宗教局长。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位以信奉无神论自喻的党的宗教局长，儿子却不顾他的反对跑到色达五明佛学院出家为僧，现在已成为如意宝大法王晋美彭措氅下一名很得力的堪布。
听德木衮讲讲壤塘几十年的过去和现在，还是很有意思的。
“壤塘这个地方，太穷啦。六十年代，这儿饿死了很多人，眼看一个人好好地站着，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尽管这样，还不准你说肚子饿，否则要挨批。”
“我当公社党委书记时，吃食堂，几个人合住一个屋子，肚子饿时，可以烧点水喝，但不准烧饭。山上有野果子，但不能采来吃，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每人可养一条牛，多余的要交给集体，否则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没有路，交通不便，那时森林还没砍伐。”
“文化大革命时，学大寨，学小靳庄，每天十个工分，到年终结算，不到五厘钱！”
…………
这真是壤塘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这一页总算已被翻过去了。
现在的壤塘，穷，还是穷，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最穷的二十三个县之一，而且在这二十三个县的排名榜里，据说也是倒数的。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不少新的气象，象县政府去年完工的宿舍楼，五层楼高，外墙釉面贴砖，大块茶色玻璃窗，看上去就很有气派，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新盖的宾馆呢。房租也便宜得很，每月不到十块钱。
新的政府办公大楼，正在建设之中，看样子一定会盖得更有气派更漂亮的。
越来越多的藏人告别了原有的半原始的生活方式，现今全县吃国家俸禄的已有二千多人，超过全县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
财政负担自然也不轻，听说全县财政赤字已达二千多万元。
为改造县大街上一段经常阻塞的下水道，因资金缺乏，全县动员，义务劳动。这是我从招待所黑白电视机里偶尔看到的一个镜头，我当时确实很惊讶，这个穷得叮当的县里居然也有了有线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手段了！
某部门的一部北京吉普车，因经费缺乏，已有十年没交养路费和换牌照了，成了一部地地道道的“黑车”。在壤塘的领地上开开没问题，去外地，只能偷偷摸摸地跑。被抓住怎么办？抓住，那就把车交给他们得啦。罚款？没钱！在这儿，这不是个别的。
我问德木衮，你自己到底信不信佛教？
他不肯爽爽快快地正面回答。”你知道，我是的国家干部，相信无神论，作为一个员，对什么唯心主义啊，死后灵魂不灭啊，等等，我当然是不能相信的。但我个人认为，佛教里面有科学的东西，有一定的道理，你也不能把它同封建迷信等同起来……“
“人死后，请活佛念颇瓦经，死者的头发会掉下来，这你见过没有？”我问他。
“这当然见过。”他回答得很爽快。“我的父亲，是八六年去世的，七十四岁，他去世前就对我说了，等他死后，要请某某活佛来为他念经超度。对父亲的这一要求，我当然不能不答应啊。父亲死后，就把那位活佛请来念经，活佛一面念一面往头上撒细砂，结果头上掉下一鬏头发。活佛说，他的灵魂已经跑出往生了。”
“掉下的头发有多少？”
“象一个铜钱那么大。”
“是不是每个人死了请活佛念颇瓦经都会掉头发？”
“喔，那可不一定。如果活佛的功力不够，头发就不会掉下来。”
“你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这个，是呀，是呀……”
这位***的宗教局长，对佛教的态度，可以说是又信又不信。说他信，他毕竟生于斯长于斯，从小受到佛法的熏陶，汉地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在这儿就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一切都明白得很，有什么不可信？但他毕竟又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另一种教育，更别说还有组织纪律的限制和约束，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场合他不能不说他不信。信与不信在他身上交织在一起，只要不去细想，往往也就相安无事，但若仔细想想，有时就越想越糊涂了。你说你信无神论，那显然就把佛教归入有神论罗？可佛教自身却从来不讲神的啊。即便被后世奉为佛教祖师爷的释迦牟尼，他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非神话中的神啊。佛陀不仅不认为自己是个神，他也不要别人把他看成一个神。他承认自己是个“佛”。何谓佛？在古梵语里，“佛”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觉者，就是觉悟了的人。觉悟了什么？就是真正认识了宇宙和人生的本质与真谛嘛。这样的“佛”有什么不好呢？而且释迦牟尼还告诉他那个时代的人，根据他的切身体会，只要按一定的方法好好修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觉者，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佛。若真的人人都成了佛，那世界上还有什么贪嗔痴？还有什么战争、欺诈、抢劫、掠夺、奢侈浪费、官僚腐败……？别说人人成佛，只要人人都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今天的社会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有些事，实在是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干脆就不去想它吧……
在壤塘，贫穷与发展、变化也交织在一起。
壤塘的觉囊派教法，源于南印度聚米塔而直接得自于西藏觉囊寺的传承。从冉那西日在瞻巴拉的大草滩上建造起壤塘寺，经嘉哇桑格、罗主南甲、阿旺·丹增南甲等觉囊派大师的继往开来，生生不息，脉脉相续。曾几何时，当七百年前创建西藏觉囊寺的更蚌·图吉宗哲著《六支瑜伽大释》时，各种各样的瑜伽修持术在藏地传播甚广，瑜伽大成就者亦比比皆是，而时至今日，除了觉囊派的修法外，各种各样的瑜伽传承多已中断或变得零落不全。至于时轮金刚的完整传承和修法，到今日更是成了壤塘觉囊派一支独秀的专利。就如上壤塘的噶尔旦活佛说的那样：在这一传承过程中，从释迦牟尼到香巴拉到印度到康藏到壤塘，从未断过，传承很纯洁，历代祖师个个精通显密、戒德高尚，保持了法的纯洁性、完整性。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们是这一法的继承者和后代。
何以至此？原因很多，其中有两点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其一，地理位置上的封闭性。壤塘地处青藏高原东端，四周群山环抱，森林密布，自古交通不便，人迹罕到，这样的环境自然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其二，跟世俗法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觉囊派在密宗里是个小派，而且一度受到五世达赖的压制，不管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好，或是出于修持本身的需要也好，远离世俗，使它更易于保持法的纯洁性和完整性。这两点因素，一个客观，一个主观，结合起来，使觉囊教法得以纯洁完整地传承至今。
但必须看到，在本世纪下半页，壤塘的觉囊派遭受了藏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首先，砍了森林修了路，泥石道路的质量哪怕再蹩脚，地理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而“文革”风暴，寺庙、佛像、佛塔全部被毁，僧侣不准念经拜佛，则是末法时代世俗法毁佛灭法的登峰造极的大劫难。尽管“文革”已经过去，党的宗教政策正在落实，它对藏地佛教造成的巨大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比较起来，壤塘的经济状况，半个世纪来虽有发展，比西藏、青海仍要差得多，这固然不值得夸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对于觉囊密法的保存和传承，则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历史上大致分为后藏、前藏、朵康等几大块，以今日的行政区划来分，则可分为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全部及四川省西北部这三大部分，以及划给甘、滇两省的小块面积。西藏，由于它是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对国家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府对它采取了优惠的扶持政策，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公路通达四方，飞机直航成都、北京等大城市。自治区首府拉萨街头，商店林立，广告满天，庄严神圣的布达拉宫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到了晚上，主要的大街上霓虹闪烁，下半夜一两点钟有的卡拉OK舞厅尤狂乐震耳。青海省，由果洛、玉树、海南等七个藏族(蒙族)自治州组成，用青海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个“不是自治区的自治区”，国家对它也实行一定的民族优惠政策，铁路早已连通全国，近年经济发展也颇神速，西宁的夜市，西大街、东大街和东关大街上灯红酒绿，车流不断，尽显一派现代都市风采。唯有隶属于四川省的这一大块青藏高原，分为阿坝与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其经济发展主要由四川省自己调剂解决，但拥有一亿人口的农业大省自顾不遐，哪里还有多余的钱来喂这一大片穷得响叮当的高原蛮土呢。这就难怪，包括壤塘在内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已成今日全国最穷的地区之一。穷，对密法的修持者来说，不足惧，在壤塘的闭关房里，几袋糌粑粉，一袭破僧袍，足以打发三年时光矣。反过来，若你的耳旁日日响彻卡拉OK的狂歌劲曲，你的眼前时时晃动彩色电视机里的诱人广告，你的鼻子里常常嗅到婧女佳丽的脂粉香气，你能保证有足够的定力做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嗅而无味吗？
前年我去过的色达五明佛学院，漫山遍野搭满简陋的小木屋，不少西藏、青海的喇嘛也去那儿学法修行。不少人认为，那儿已成为今日藏地一个修学佛法的中心。
我不免有点担心，当我把壤塘这块今日东方香巴拉的圣域介绍给广大读者时，到底会给壤塘带来什么？我可不希望有大批旅游者、探奇者以及怀有各种各样个人目的的人蜂拥而至搅碎了那个地方的安宁。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安静而不受污染、干扰的地方已实在不多了。觉囊派的法王云登桑布上师对此也已说得很清楚：对于根基较正、真正看破红尘想去那里修学密法的人，他是欢迎的；而对那些为了获得世间财富和名誉去那里修学点神通的人，他既不欣赏也不欢迎。
滞留壤塘县城一个星期了。我在街上转悠。转来转去，就这么点地方，空空荡荡没几个顾客的民族百货大楼，影院门口写着晚上放映《男与女》等两部录相片的广告牌(票价3元，特地注明”儿童不宜“)，生意冷清的小吃店、小杂货铺……
傍晚，在街头看到一辆溅满泥浆的北京吉普，从牌照看，是从青海来的。空车。我一面在街上转，一面留意着这辆车。不一会儿，见有人拉开车门，我赶紧跑过去。那人是到车子上拿点东西。我问他，你们的车子是从青海来的吧？
“是的。”
“去哪？”
“路不通，哪也去不了啦。”这位六十来岁的藏族汉子能说一口蛮流利的汉语。
我跟他攀谈起来。他叫普阿它。这辆车是四天前从青海同仁开出的，途径玛沁、甘德、达日等地，今天一大早从班玛开出，过杜柯河友谊桥进入四川省阿坝州。前些日子老下雨，路上不好开，有个地方水深一米，架了十几根木头，车子从木头上开过去，有段路九十公里，正常情况下两小时可到，可实际上开了九个小时……这辆车，是要把同德与古德两所寺院的主持夏日仓村活佛送到色达的***台去。很可惜啊，夏日仓村活佛是藏区一个大活佛的转世，才二十三岁，在当地威信挺高，他去外地的一所寺庙坐了几个月经，回来时，等了两天没有车，就搭了一部拉木头的卡车，不料半路上车子翻下山，司机和活佛不幸身亡，活佛的伺者至今下落不明……
我这才注意到吉普车的前座上蒙着红布，那一定是让过世的活佛坐的吧。
“活佛呢？”
“下午到了壤塘，发现通往色达的路断了，我们就雇人把活佛从山坡上背到对过，请对面的一部车子把活佛先送到色达去，我们等路一通，也马上赶过去。”
正说着，开这辆车的王司机和另一个名叫万洚的同行者也来了。
我问普阿它，能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色达麽？
普阿它想了想说，如果已过世的夏日仓村活佛坐在车上，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让别人搭车的，现在，既然活佛已经下了车，你跟我们又正好是同一个方向的，那就一起走吧。说不定这也是一种缘份呢。他问清了我在招待所的房间号码后说：“等什么时候路修通了，我们马上就走。”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传来好消息，县城外塌垮的那段路修通了。在县府招待所住了七天，终于可离开这里了。青海吉普车载着我和普阿它等人离开壤塘，一起直奔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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